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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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单位累犯；人身危险性；理论剖析；现实问题
内容提要: 单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类型同样具有人身危险性，这是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根据和解决单位累犯实践问题的基点。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改变单位的整体性人格实体，只要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性消减，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正当根据。单位犯罪的整体性与刑罚承担的独立性，是理解单位累犯刑度条件以及前罪刑罚是否执行完毕的关键。单位累犯之下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缓刑与假释适用，应当根据其人身危险性的现实情形另行审慎判断。


　单位主体被纳入刑事责任的体系之中，并不顺其自然地就默认了单位与自然人拥有相同的刑事归责原则与刑罚适用制度。单位的复杂结构是否定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性理由吗？基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可以剖析单位累犯吗？笔者基于单位累犯肯定说的立场，从人身危险性的基点出发，对单位累犯的理论根据与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抛砖性”设想。{1}

　 一、前置条件：单位累犯探讨的基点

　 单位累犯的探讨必须建基于三个前提性条件：肯定单位成立犯罪、单位主体的整体性、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只有厘清了这三个前提，单位累犯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建构的现实可能。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围绕着单位累犯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分歧仍然存在，究其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正是共同话语平台的缺失导致了双方自说自话的现有处境。

　 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与自然人主体一样，是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的统一。{2}既然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已经被纳入刑法规定之中，且自然人累犯毫无异议，根据刑事理念进行自然的逻辑推导，则单位累犯的成立在应然层面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如果我们仍然纠缠于单位能否成立犯罪的旧有层面，并以此来否定单位累犯的成立，这实质上是回到犯罪主体究竟能否包括单位的陈旧老路上，此种学术资源的浪费对单位累犯的研究并无任何益处。

　 应当肯定的是，单位因其机构与自然人的组合而有不同于自然人的结构特征，由多方混合而成的结构层次告诉我们，整体性是单位的外在显现也是其内在机能的源泉。正如学者所言，“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3}“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其首要特征是其整体性，在法律关系中，它以这种整体性出现。”{4}从学者的上述言论中，肯定单位整体性的论点清晰可见。累犯本是前后犯罪历时性考察的结果，单位组合结构的层次性与累犯的动态性使得单位累犯的研究更显艰深。这一现状从侧面提醒并告诫我们，单位复杂的内在结构必须从整体层面予以仔细剖析，单位累犯的建构同样要以其整体性作为分析与评判的关键。

　 肯定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是要在明确主张单位人格特性的基础上，对单位累犯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与重构。单位主体是其内在人格实体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表达，在市场经济的外在环境中，正是因为肯定单位人格的客观实在性才赋予了其独立从事各项活动的权能。单位“这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作为法律所确认的人，也像自然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在社会生活中，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身份，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决定和处理它与周围自然人或法人的相互关系，独立地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自己的名义在法院起诉和应诉，它甚至有自己的生命，可以出生和死亡。”{5}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且单位参与日益频繁的时下，在法律体系中认可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是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累犯制度是刑罚具体运用的重要内容，而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是刑罚预防单位再次犯罪的根据所在。正是因为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与整体性特征，我们才肯定了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客观性，也正是由于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并有对单位从重处罚之必要，才知道“犯人之刑罚反应力薄弱，前科之刑未能收刑罚预期之效果，故不得不设此规定”{6}“这样一来，我们便把以前没有弄清楚的一个概念，即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的概念，提到了首要的地位，用危险状态代替了被禁止的一定行为的专有概念。”{7}

　 笔者认为，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包括广度上的人身危险性与量度上的人身危险性，前者主要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主体具有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后者主要是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在犯罪后再犯可能性增大或减小的趋势。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出发，我们必须同时考察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变动情形，以达到对单位累犯认定时的准确无误，防止以表面的重复性犯罪行为作为单位累犯的实质根据。同时，关注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量的变动或增减幅度，从而更好地体现罪刑均衡原则，{8}使法官在评判累犯的成立与否或是否从重处罚时，注重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变动情况的考察，实现量刑个别化与实质公正，达致与罪刑均衡的内在精神相契合。

　 二、结构剖析：人身危险性视域下的单位累犯

　 既然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呈动态性与开放性的特征，那么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也具有比自然人主体更大的复杂性。原因在于，单位主体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特定性能的统一整体。{9}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第一，“单罚制”是否是对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机构免除刑事责任？“单罚制”的现实存在是否是对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否定？以单罚制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前提时，单位累犯的理论性是否难以自足？第二，在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之间交往频繁，且单位之下自然人流动频繁的今天，如果单位内部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自然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存在，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存在理由？即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与单位整体性的人身危险性如何进行对接？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在单位累犯中，其前后犯的刑罚可能存在这样几种结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由此，笔者认为，单罚制（对单位之下的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并非是对单位本身免除处罚，更不能据此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存在。理由有三：

　 其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是单位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单位是人格化的有机体，离开了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相关活动，这个有机体就无法存活，也难以向社会公众和其他组织表达自我。“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作为刑罚的载体，是以法人犯罪为前提的，对于他们的刑罚，是法人犯罪刑罚的一部分。”{10}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单罚制），尽管没有对单位判处罚金，并不意味着对单位自身没有处罚，其实质仍然是对单位整体性的谴责和对单位有机体的否定评价。

　 其二，单罚制并没有否定单位犯罪的客观事实，不是对单位机构免除而单纯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有学者认为，“从单位犯罪的整体刑事责任不能得出单位自身承受的刑罚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结论。”{11}笔者认为，这是把单位自身与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割裂开来的结果，是混淆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错误结论。如果误把单罚制当作自然人独立的刑事责任，那么对单位自身没有判处罚金刑的客观事实只能解释为免除了单位的刑事处罚。由此，在前后犯罪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的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结构形式中单位的整体性人身危险性就被“消解”了。而这种思维路径之根源，正是我们把单位的罚金刑与单位之下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分割开来并作为独立部分的不当理解方式所致。

　 其三，无论是单罚制还是双罚制，都只是承担刑事责任方式上的差异，不是单位有无人身危险性或其大小的区别所在。在立法上对单位犯罪不判处罚金而只处罚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单位犯罪的特定情形，{12}因而无罚金刑之必要。事实上，毫无疑问，单罚制是单位犯罪之下的单罚制，没有单位犯罪就没有单罚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外，单罚制也并不因为比双罚制缺少罚金刑部分而在人身危险性的量上减小，因为人身危险性量度上的大小主要是通过案中、案后情节征表出来的。{13}不考察单位客观行为的整体性人格特征，根本无法比较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简单地认为单罚制之下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较轻，显然就忽视了危害行为的价值所在，也否定了评判人身危险性的功能性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情况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其一，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同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二，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另外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其三，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四，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14}

　 通过上述的结构排列，揭示出来的问题就是，自然人受刑的变动性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无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怎样进行变动与流转，都只能在从属于同一单位犯罪时，才可以用来衡量该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外在表现。{15}行为人超出同一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虽然可以据此衡量自然人的人身危险性并成立自然人累犯，但是由于脱逸同一单位之外的自然人已经不是该单位的内在组成要素，无法视之为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征表，因而不能用来判定单位累犯的成否问题。由此可见，上述四种情形，只有第一种情形的人身危险性在同一单位之下是重合的，因此该情形无可争议地可以构成单位累犯。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一种情形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即如果单位前后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存在差异性，那么有无构成单位累犯的理论基础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单位累犯的基点和实质根据上来：在单位主体不变，而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变动了的情形下，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有无连贯性？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自然就清晰了。笔者认为，对此情形并不能完全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可能性。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其人格系统决定了单位内部部分要素的增加或减少是正常的事情，而如果这种量上的排列组合方式没有改变单位的组织形式和性质，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它的空间。众所周知，单位都有自己既有的章程、纲领、相关生产作业的管理规定、长期或短期的指导方针、成文或不成文的操作规程、沉淀下的企业文化底蕴等等。这些对单位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都具有现实的作用力或影响力，甚或直接推动单位积极作出各种决策。质言之，正是这些实体部分的维系，支撑着单位人格特征的稳定性。因此，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是否定其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实质理由。

　 就此可以认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从根本改变上述单位整体的精神性要素或实质价值，在此认识之下的进一步推论就是，单位内部有机体部分要素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不了单位犯罪主观罪过的劣根性，撼动不了单位人格的整体趋势。因此，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在形式上变动之后，同一单位仍然继续犯罪，仍然能够动态地说明这一事实，即单位保持了原有的犯罪人格惯性而使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消减之迹象，据此成立单位累犯不成问题。

　 但是，又不能完全疏忽单位内部的要素变动对单位整体的影响，毕竟单位整体脱离不了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支撑。为此，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的操作上考虑，如果单位前后犯罪的性质相同或相似，前犯的主观罪过就可以与后犯的主观罪过予以对接，从而就能够推定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存在性与量的趋重态势，据此认定单位累犯的成立理由就是充足的。{16}另外，鉴于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人格的独立特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单位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如果其中符合自然人累犯的规范性条件的，应当以自然人累犯论处。{17}

　 三、困惑化解：单位累犯的现实问题与对策

　 （一）在刑度条件上有期徒刑与罚金刑的选择

　 刑法第65条和66条规定了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对此，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的规定是包含了单位累犯的。{18}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原因在于，单就普通累犯而言，其前后罪必须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规定，而这并不能说明现行刑法已经承认了单位累犯。何况，旧刑法与新刑法之间在累犯的规定上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如果依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推论，旧刑法中自然也是包括了单位累犯的。然而，当单位主体还未进入旧刑法的犯罪主体之时，立法者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精神中是根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有先知先觉的。“法律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职是之故，作为对此前瞻的牵制而确保立法不过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模写，法律较生活通常总是‘慢半拍’，以对既往成例成规的记录而昭示当下和未来以循沿的轨迹。”{19}立法的“慢半拍”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单位累犯既是个立法问题，也是个司法问题。

　 “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中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20}当然，在立法中缺乏单位累犯的具体规定并不影响我们思维的步伐，通过单位犯罪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更深入或直接地感受单位累犯的客观性。在此情形下，司法也并非唯唯诺诺、无能为力。“司法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弄清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判定什么样的司法裁判能为当下的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21}“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同和参与，法治状况的实现会有很多困难。”{22}因此，从司法的角度反思立法的现行规定，并从司法的立场探究单位累犯的内部结构就显得意义深长。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中国进程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广州律师网（www.jylawyer.com ）
首席律师 王思鲁

【金玉良言】 管理学视野中的法律运用应该帮助企业实现财富增值；以贴位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颠覆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构建符合国情的法律风险“防火墙”；帮助企业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成功者锦上添花、给失落者雪中送炭、让创业者防患未然。

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白热化，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大，风险防范难度也越来越大。近几年以来，从顾雏军、张海、黄光裕、严介和等商界翘楚到德隆系、中航油、中储棉、中国银行等明星企业都大案频发，而前段时间发生的达能“强购”娃哈哈一案，更使得国内工商界顿时风声鹤唳。原因何在？他们都撞到了法律风险的暗礁上，法律风险防范已成企业、企业高管们急需补进的一课。
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等其他风险不同，法律风险可控可防。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指企业建立的对法律风险进行评估识别、控制、监控与化解的系统工程。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进行全面、综合法律监控的机制，并通过对监控过程中发现和反馈的实际问题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逐渐优化法律风险防范的制度设置和操作流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完善的法律环境。

一、中国传统法律顾问制度，在服务内容、人员配置、服务形式和业务开拓等方面，都存在重大缺陷，无法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根本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真实再现】
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集团公司宣布和娃哈哈美食城、达能控股的金加公司合资成立了5家娃哈哈合资公司。根据当时的合同显示：娃哈哈方面占49%，金加公司占51%。由百富勤的梁伯韬出任首届董事，达能方秦鹏与杜海德出任董事。
1998年4月，百富勤将自己在金加的所有股权卖给了达能，达能100%控股金加，从此变成了达能独家与娃哈哈合作。
对此，时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的宗庆后认为，百富勤在娃哈哈不知情的状况下将股权卖给了达能，形成娃哈哈合资公司被达能控制的局面。但是，注册在新加坡的金加公司，其实在成立之初就被达能控股了70%，香港百富勤只控股了30%，这意味着达能从一开始就实际控制了娃哈哈。
与此同时，达能也曾提出，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与其合资的公司，但此举即刻遭到国家商标局拒绝，因此后来达能与娃哈哈便改签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
但是，正是这份《商标使用合同》，成为了日后“娃哈哈事件”的导火线，合同中一项看似不经意的条款，让娃哈哈在与达能的抗争中陷入了被动。在双方签署的合同中有这么一项条款：“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
除此之外，当时双方还签订了另外一份简式使用合同，而这份合同当时已由国内工商局备案。同时，未经备案的《商标使用合同》还约定：甲方和乙方理解并同意签署简式使用合同，仅为了在中国商标局和工商局注册之用，而所有管制使用商标的条款和条件则包含在本合同中。
2005年，双方又签订了《商标使用合同》的第一号修改协定。在此协议中规定与合资公司签订有代工协议或与合资公司经营非竞争行业的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可以获得合资公司授予的商标使用许可。
2006年年初，总数近40家的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利润已达10.4亿元，对此达能认为，那些非合资公司的运营方式，违反了当初的“一号修改协议”。就此事，双方进行了谈判。
2006年12月9日，达能和娃哈哈相关负责人为此曾经签署了一个协议，约定达能将以40亿元的价格收购娃哈哈近40家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
在此后的2007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宗庆后上书有关领导表示：“警惕外资通过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从而控制我国的经济。”
2007年4月3日，达能娃哈哈干脆撕破脸皮，作为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在媒体上宣布达能强行并购的“罪行”，并列数了达能数宗罪，宗庆后试图来一次全民战争，将达能扫地出门。
而此时达能似乎也早有准备，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将双方当初的协议合同等公布与众，同时展开了强硬的反击。达能也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于5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申请了对娃哈哈的仲裁，随后的6月4日达能又在美国把宗庆后的妻子和女儿以危害股东利益为由告上了法庭。对此宗庆后大为火光，在6月7日辞去了合资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并发表万言书，陈列达能罪状，开始了强硬的反击，在杭州仲裁委申请了娃哈哈商标转让纠纷，并开始了反诉讼的准备，一场法律大战拉开了帷幕。（参见“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真相 离岸公司之手若隐若现”http://money.163.com/07/0831/23/3N8TM48D00251HJP_3.html）
无论是当初达能100%控股金加，还是之后签订的《商标使用合同》及其修改协定，达能的“狼子野心”已经是“表露无遗”。达能的一举一动“暗藏杀机”而娃哈哈却“视而不见”，为何？归根到底，是其管理层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由于争议双方在行内业界的巨大影响，使得本次娃哈哈与达能的争端倍受关注。但是，身陷法律风险漩涡之中的国内企业又何止娃哈哈一家。此次“娃哈哈达能事件”或许只是 “冰山一角”，同时也影射出传统法律服务的弊端与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诚如娃哈哈此类“明星企业”，其对法律风险也可“熟视无睹”，那么，对于国内大多数的企业来说，即便是具有“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也只能是一种“奢望”。或许这与观念有关，但是，“娃哈哈达能事件”告诉我们，改变已经是迫在眉睫。
　　1、从法律服务的内容看，中国传统法律顾问服务偏重于经济法律风险，疏于防范刑事风险，但众多的企业、企业高管们恰恰倒在了刑事风险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企业必备三种人才：刑事律师、会计师和经济师。“三驾马车”确保企业平稳运行，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点。而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虚有其名，徒有其表，并不贴位，发挥不了应有作用，每天都有企业高管落马，每天都有明星企业濒临绝境的新闻报道，每天都有中小企业破产，就是最好的说明。
2、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顾问主要由擅长处理重大诉讼的律师来担当首席律师，统筹全局，机械性的事务由身为首席律师助手的事务律师来完成，人力资源配备较为科学；而中国的法律顾问业务主要由没有诉讼经验的事务律师处理，美其名曰“专业化”，没有经过大案要案诉讼磨练的律师怎么可能“专业”？“快餐式”的法律服务怎么可能真正为企业把好关呢？
3、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律师缺乏责任心，大多是“蜻蜓点水”，“顾而不问”。一般律师不懂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的法律意见常常不适应企业的客观需要，很难帮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律师受聘企业顾问往往是一种营销手段，其目的是争取顾问单位的诉讼业务，如果遇到职业道德差的律师，企业反而要增加额外的法律风险。
4、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业务的开拓，往往不是依靠法律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而是靠关系、给回扣拓展业务。国有企业尤为明显，这与国企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人有关。传统法律顾问服务成了某些人谋私利的幌子，而相关的律师就成为“有牌的诈骗犯”，甚至是“洗钱犯”，把高额的顾问费中绝大部分以“回扣”的形式“返还”给企业领导、高管，法律顾问服务纯粹是一种洗钱的手段而已。
5、传统法律顾问在公司中仅仅是起辅助作用。法务人员、顾问律师远离公司的核心决策圈，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发挥不了应有的影响，无法全面识别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更谈不上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花瓶”作用明显。
6、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缺乏系统的风险防范机制。他们更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打小闹”的服务形式，通常就是对公司的法律问题和存在的风险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粉饰”，进行“参观”式的诊断，进行“领导视察”般法律指导。这样的顾问形式，自然无法真正地识别企业的风险，更无法真正地帮助企业化解风险。
一位世界级管理大师曾说过，法律风险是企业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风险。自国资委2003年3月成立以来到2004年底，中央企业报请国务院国资委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达146起，涉及中央企业131家，直接涉案金额达199亿元，间接涉案金额已超过450亿元。据统计，法律风险防范服务市场目前大约价值20亿美元。再过10年，这个市场将超出200亿美元。目前，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当前全球性的热点和潮流。构建现代的企业风险防范机制，主要涉及法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在学术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在应用法学方面，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现代应用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法律如何融入企业、法律如何为企业服务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二、在企业危机管理方面，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企业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它要求企业把法律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手段来防范、化解企业危机，实现法律和管理融合。
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意义。
【真实再现】
案例一：
2003年年中，投资杭州“西湖国贸大厦”的香港长宝公司资金链断裂，多位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原董事长周某被捕，公司股东面临“清盘还债”。公司股东谭某、刘某无力承担巨大责任，自愿将两人所持有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另外两名股东郑某（内地居民）、谢某（香港居民）。
随后，郑、谢两人将拿到的香港长宝公司的全部股权，一半由杭州诉讼追债单位通过浙江省高级法院调解裁定出让，另一半以2500万人民币为对价，出让给杭州商人吴某在香港设立的公司。此后，吴继续开发杭州西湖国贸大厦。2004年底，该大楼主体工程完工，开始对外发售。
上述股权转让、出让行为，全部是香港公司内部股东间或香港公司与公司间的股权流转行为，均是在香港完成，且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认定具有“涉港公证文书效力”的香港大律师公证，均为合法行为。
2005年初，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突然介入，以涉嫌“职务侵占”立刑事案件先后抓捕郑、谢二人。另外，杭州商人吴某亦因“西湖国贸大厦”项目，被另案抓捕。此时，中国房地产价格开始进入“狂热飚升期”，位于杭州最佳黄金宝地的西湖国贸大厦，市值及背后隐藏的利益十分惊人。
2006年7月，浙江省公安厅以郑、谢二人涉嫌“职务侵占”移送审查起诉。同年7月14日，绍兴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谢、郑两人。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两次延期开庭审理。截至2007年7月12日，案件已经四次退回补充侦查，郑、谢二人已被严重超期羁押，案件的实际审理期限也已超出法定审理期限，但是，绍兴市人民检院仍决定撤回起诉；当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
检察院撤诉之后，被告人家属及律师多次要求将羁押期限早已届满的谢、郑等人释放，但均遭当地司法机关拒绝。
如今本案已由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再次起诉，案件现仍处在绍兴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参见“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案件之香港谢X军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案辩护实录”http://www.baiduhopelawyer.com/xmzwqz.htm）


案例二：
1986年，陈锦洪看好装饰业，即萌生办装饰公司之念。但时处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私有经济普遍存有疑虑：《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尚未出台，私人投资筹建企业无法律保障。私人筹办企业的一般采取“挂靠”形式即企业由个人实际出资，乡镇、街道等出具出资证明（实际未出资），领取集体营业执照，以出具证明的机关为企业的被挂靠单位，企业按期向被挂靠单位交纳管理费。经原佛山市财贸办公室同意，陈锦洪出资20万开办的兴业装饰公司被挂靠在佛山市商办工业开发服务公司（现已注销）名下，由该公司负责申报工商登记。
1993年4月，兴业集团公司已经拥有62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1994年5月，佛山市经委作出了超越行政职权的佛经工（1994）044号通知，突然撤掉了陈锦洪兴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改任副总经理。1996年2月，又作出（1996）027号通知，免去陈的副总经理职务。紧接着，又全部撤掉陈锦洪在兴业集团各个子公司的经理职务。
1996年4月15日，陈锦洪向佛山中院提起行政侵权赔偿之诉，要求法院撤销佛山市经委所做的免除其3个兴业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行为，并索赔损失几千万元，由此开始长达十余年的漫漫诉讼之途。因这起“民告官”案索赔标的额达数千万元之巨，列国内之首，被称为“中国民告官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