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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7月23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保护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集体企业）的合法权益，鼓励、指导和扶持集体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集体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的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之一。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矿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修理业等各行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乡镇企业除外。
第四条 集体企业依法实行自愿组合，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配，职工集资，适当分红，集体积累，自主支配的经营管理原则。
第五条 集体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注册，并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即具有法人资格。
第六条 集体企业享有下列基本权利：财产所有权、经营自主权、收益分配权、劳动管理权、人事任免权。
集体企业承担下列义务：依法缴纳税金，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保护集体财产，维修、改造和更新设备，接受政府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
第七条 集体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遵守法律、法规，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为城乡人民生活，为工农业生产，为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为出口贸易服务。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集体企业的领导，保护和扶持集体经济的发展。各级城镇集体经济管理机构，是政府负责城镇集体经济统筹、协调和指导的综合部门。各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集体企业的行业管理和监督。
第九条 集体企业的财产属于组成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群众共同所有。全民财产不得无偿化为集体所有。
集体企业有权支配、使用本企业的生产资料和自有资金；有权购置、租赁或有偿转让固定资产。
第十条 集体企业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借口平调、挪用、侵吞或私分集体企业的财产。
集体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以任何方式要求集体企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都属于摊派。
对于侵犯集体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企业有权抵制，有权索赔经济损失。因集体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发生争议的，争议双方均可提请当地城镇集体经济管理部门或主管部门进行行政调解，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集体企业的收益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
集体企业要积极扩大积累，增强经济实力。要按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和缴纳各项费用。
集体企业有权确定适合本企业情况的工资、奖励形式和分红办法。
集体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经营者的收入，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集体企业可以试行股份制。股金与企业盈亏挂钩：盈利时，在税后留利中分红；亏损时，承担股份金额内的经济责任。
第十三条 集体企业应注意安全生产，改善劳动条件，保护环境。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第十四条 集体企业职工有享受劳动保险的权利。集体企业要参加社会劳动保险。社会劳动保险基金按有关规定在税前提取，营业外列支，并逐步实行社会劳动保险基金统筹制度。
第十五条 集体企业的经营方式应该灵活多样。除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外，有权安排自己的供产销活动；有权划小核算单位，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管理。
第十六条 集体企业实行民主管理。企业的重大问题，必须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下同）民主讨论决定。厂长（经理）由职工大会选举产生。职工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要检查监督厂长（经理）执行职工大会决议的情况。职工大会有权罢免不称职的厂长（经理）。
第十七条 集体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日常行政工作、生产技术和经营活动由厂长（经理）全权指挥。厂长（经理）对职工大会负责，并定期报告工作。凡在任期内造成严重经营性亏损的，发生重大事故的，弄虚作假、虚盈实亏，使企业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要依法追究
厂长（经理）的责任。
第十八条 集体企业有权决定本企业的机构设置。在遵守国家劳动就业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有权决定用工办法，招收、聘用本企业需要的人员，拒绝接收本企业不需要的人员。对违犯纪律的职工，有权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
第十九条 集体企业要按照国家计划、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有关规定和程序，安排本企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主管部门不得强行安排项目。由于决策不当而造成损失的，直接责任者要负经济责任。
第二十条 集体企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技术业务教育、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要鼓励、支持职工进行科学研究、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和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二十一条 凡供应和拨给集体企业的物资，任何部门和单位均不得截留、克扣和挪用。
集体企业的产品价格，按规定应报批的，必须按价格管理权限报批；其他产品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第二十二条 集体企业应在自愿互利、平等协商、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可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进行专业化、社会化协作或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经济联合必须维护参加各方的合法权益。
按国家规定，经批准，集体企业可以同外商合资办厂、合作经营或利用外资进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三条 集体企业联社和集体企业协会、联合会等群众性组织，应对其成员单位进行指导、服务，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集体企业不得擅自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确须改变的，须经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当地主管部门同意，报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改变行政隶属关系的，须经职工大会讨论通过，主管单位同意，报上级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连年亏损无法继续经营的集体企业，经职工大会讨论通过，主管部门批准，办理相应手续后，可宣布歇业或关闭，其财产和遗留问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集体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国家、企业和个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要追究有关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经济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侵犯集体企业合法权益，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要追究有关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省现行有关规定，凡与本条例相抵触的，一律以本条例为准。本条例与国家法律、法规有抵触的，按国家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6年2月21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吉林省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权益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1989年7月27日
统一合同法制订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下）

2000年11月24日 14:15 王利明

八、关于可撤销合同的范围

所谓可撤销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经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撤销该合同，使其已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大陆法国家大多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入可撤销的合同范畴，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在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可以经利害关系当事人请求，撤销该合同，使其已经发生的法律效力归于消灭。可见，我国民法仅将两类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规定为可撤销的合同，而将其它的一些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如欺诈、胁迫等）均作为无效合同对待。这一规定是否合理，值得研究。在统一合同法的制定中，关于欺诈、胁迫合同是否应作为可撤销合同，存在着如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可撤销的合同说。此种观点认为，欺诈、胁迫合同应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因为在欺诈、胁迫的情况下，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或者说存在着瑕疵的意思表示。瑕疵的意思表示意味着表意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为了充分维护表意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对实施欺诈、胁迫行为的一方施加不利的后果，法律应赋予受到欺诈、胁迫的一方以撤销权，将瑕疵意思表示的效力的决定权交给被欺诈人、被胁迫人，使其能审时度势，充分考虑到其利害得失以后，作出是否使合同撤销的决定。〔21〕

二是无效合同说。此种观点认为欺诈、胁迫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对此作出了规定，统一合同法乃应继续采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其主要根据在于：一方面，由于许多欺诈、胁迫行为不仅造成了当事人利益的损害，而且也危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在欺诈、胁迫的情况下，不论被欺诈的一方是否要求使合同无效，有关国家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作出干预。另一方面，在欺诈、胁迫的情况下，仅仅使不法行为人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责任，虽然能使受害一方的损失得到补偿，但并没有对欺诈、胁迫的一方实行惩罚性的判裁，从而难以制止欺诈、胁迫行为。如果将其作为无效合同对待，则可以为不法行为人承担除民事责任以外的行政责任提供依据。

比较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其根据在于：第一，这一观点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自主自愿。在实践中，欺诈、胁迫的合同是极为复杂的，并非任何欺诈、胁迫行为都会造成对受害人的重大损失，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虽遭受了欺诈和胁迫，但因其所蒙受的损害是轻微的，对方作出的履行正是受害人所需要的，受害人可能愿意接受合同的约束。如果将欺诈、胁迫合同一概作为无效合同对待，无论受害人是否愿意，都要宣告合同无效，则不能充分地尊重受害人的意愿。第二，将欺诈、胁迫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由受害人自己决定是否撤销合同，并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最终决定是否撤销合同，这既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也兼顾了受害人的利益。尤其应当看到，由于将欺诈、胁迫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则在这种合同未被撤销以前，仍然是有效的，当事人仍然应当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这就可以防止一方借口受到欺诈或胁迫而拒不履行合同。第三，将欺诈或胁迫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也有利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为如果欺诈、胁迫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则这种合同的撤销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如果一方在将其因欺诈、胁迫所取得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时，若第三人取得财产是出于善意的，则受欺诈、胁迫人不得以合同已经撤销来对抗第三人。第四，可撤销的合同常常是与合同的变更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将可撤销的合同称为“变更或者撤销”的合同，允许当事人既可以主张变更，又可以主张撤销。由于合同的变更是指在维护原合同效力的情况下，对原合同关系作某种修改或补充。合同的变更仅影响到合同的局部内容，而不导致合同的消灭，所以法律对可撤销的合同允许当事人既可以撤销又可以变更合同，这不仅使当事人享有了选择是否维护合同关系的权利，而且在当事人选择了变更合同而不是撤销合同的情况下，对稳定合同关系、鼓励交易是十分有利的。而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当事人不存在着选择变更合同的可能性。从鼓励交易并尽量减少因撤销合同、返还财产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浪费出发，我们认为，如果撤销权人仅提出变更合同而未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则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应撤销合同。如果撤销权人已提出撤销合同，而变更合同已足以维护其利益且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我们认为，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以不撤销合同，而仅作出变更合同条款的决定。

总之，我们认为，欺诈、胁迫的合同仍然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统一合同法应将其作为可撤销的合同对待。

九、关于显失公平的合同

所谓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而订立的明显对自己有重大不利的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民事行为显失公平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多年来，由于显失公平制度在适用中缺乏合理的构成要件，以至于使这一规定弹性极强。在实践中许多本不应属于显失公平的合同都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从而，显得极不合理。据此许多学者认为，显失公平的规定弊大利小，应予取消，其主要根据是：第一，显失公平的标准非常抽象，不易于为审判人员掌握与操作，从而导致了执法上的不统一，甚至造成了被滥用的现象。第二，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许多当事人因交易不成功都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合同，从而助长了轻率马虎地订立合同的行为，也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第三，要求任何交易结果对当事人都是公平的，是不可能做到的，法律只能规定公平的交易条件，而不能保证交易结果的公平。〔22〕在统一合同法制订中，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不应采纳显失公平的概念。

我们认为，统一合同法规定显失公平制度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从实践来看，显失公平制度在适用中所出现的问题，诸如标准过于抽象，难以被掌握与操作，显失公平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等，都是因为在法律上未确定具体可行的显失公平的认定标准所造成的，而并不是因为显失公平的合同本身不应被撤销。所以，认为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应予取消的观点是不妥当的。事实上，从法律上确认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予撤销，对保证交易的公正性和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一方利用其优势或到用对方没有经验而损害对方的利益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为了使显失公平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迫切需要在法律上完善显失公平的构成条件。

关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大多数学者主张，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是单一的，即客观上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益不均衡。而认定显失公平则仅应考虑此种客观的不平衡。由于显失公平仅考虑结果，从而免除了受害人就显失公平的发生原因进行举证的负担，保证了民法公平、等价有偿基本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和运用。〔2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考察合同是否构成显失公平而应当被撤销，不仅要考察结果是否构成显失公平，而且应当寻找造成显失公平的原因。如果是因为欺诈、乘人之危等行为造成的，则仍然属于欺诈、乘人之危等合同范畴。而显失公平则是除欺诈、乘人之危等合同以外的其他合同。如果不考察引起显失公平的原因，则由于欺诈、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都可能引起显失公平的后果，而很难使显失公平与其他的行为相区别。其次，如果仅仅考虑结果是否公平，是不符交易的性质和需求的。因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任何当事人从事某种交易活动，都应当承担交易风险，交易的盈亏赔赚是正常的交易现象，法律绝不可能也不应当保证每个交易当事人都获得利益，否则就不可能有交易。如果某人在实施一项不成功的交易以后，便以结果对其不利、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已经订立已经履行的合同，这不仅使交易的另一方为交易不成功的一方承担了交易风险，而且必然会引起经济秩序的紊乱。第三，如果仅考虑结果是否公平，必将导致大量的合同都按显失公平处理，这不仅将使许多不应当被撤销的合同被撤销，而且也会根本违背显失公平制度所设立的目的。

我们认为，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要件，即客观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平衡；二是主观要件，即一方故意利用其优势或另一方的轻率、无经验等订立了显失公平的合同。只有将主、客观要件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定显失公平问题。

关于显失公平和情势变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所谓情势变更，就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非因当事人双方的过错而发生情势变更，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即使履行会显失公平，因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可以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从法律上看，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情势变更通常是在发生了一定的情势变更以后，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平衡，如果仍按原合同履行将显失公平，这就需要确认合同的变更和解除问题。目前，由于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对情势变更的规定，特别是缺乏对这一制度的限制性规定，有些地方的法院在适用这一原则时，将当事人本应承担的一些合理的交易风险，如市场价格的轻微波动、销售行情的变化等都作为情势变更来处理，这就极不利于维持合同的效力。我们认为，统一合同法中对情势变更原则作出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在统一合同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以前，可以通过扩大显失公平制度的适用范围，解决目前实践中因缺乏情势变更的规定所产生的问题。

十、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所谓合同变更，从广义上理解，是指合同的内容和主体发生变化；从狭义上理解，仅指合同内容的变更。由于我国立法和民法理论通常将主体的变更称为合同的移转，将合同的变更主要限于内容的变更。所以，合同的变更是指在合同成立以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以前，当事人就合同的内容达成修改和补充的协议。

一般认为，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在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解除合同的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合同的变更和合同的解除常常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表现在：第一，合同变更大多需经双方协商，而双方协商也正是合同解除的方法之一。第二，在发生不可抗力和一方严重违约的情况下，可以由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享有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此情况下，不仅产生法定解除权问题，而且产生法定的变更权。所谓变更权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在出现法定变更的条件时，经将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给另一方当事人，即可产生变更合同的权利。在发生不可抗力阻碍合同履行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有权变更合同。我们认为，此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对此应作具体分析。毫无疑问，不可抗力可以产生变更的权利，而在违约发生以后，只是使一方享有补救的权利，而不能产生变更权。所以不能笼笼地说经济合同法第26条赋予当事人合同变更的权利。第三，合同变更和合同解除在程序上具有相同之处。合同变更和合同解除都要采取书面形式，而且对于协商解除必须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在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相同之处，经济合同法第26条将合同变更与合同解除规定在一起。此种规定从立法技术上讲，较为精简，但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合同变更与合同解除是相同的，可以相互替代。或者认为合同解除是合同变更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是以一种完全结束未履行部分的义务来变更原合同而已。〔24〕我们认为合同变更与合同解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从法理上对两者进行区别，其主要区别表现在：

第一，合同的变更是对原合同的非实质性条款作出修改和补充，而并没有根本改变合同的实质内容，更不需要消灭原合同关系，它只是在原合同基础上使合同部分内容发生变化。当然，合同的变更将产生新的合同关系，但新的合同关系应当包括原合同的实质内容。如果新的合同关系产生以后没有吸收原合同的实质内容，则不属于合同的变更，而是合同消灭以后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例如，合同标的应属于合同的实质内容，标的变更，合同的基本权利义务也发生变化。因此，变更标的实际上已结束了原合同关系。对合同的解除来说则要消灭原合同关系，且并不建立新的合同关系。在合同解除以后，当事人想要履行合同也不可能，所以，解除在性质上意味着消灭某种交易。

第二，合同的变更主要因双方的协商一致而发生。由于任何合同内容都是经过双方协商达成的，因此，变更合同的内容须经过双方协商同意，任何一方未经过对方同意，无正当理由擅自变更合同的内容，不仅不能对合同的另一方产生拘束力，而且将构成违约行为。而合同的解除可以因多种原因发生。协商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即使就协议本身来讲，变更和解除合同的内容也是不同的。所以《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8条规定：“经当事人协商同意后，合同可以变更。”这意味着合同变更必须协商，但合同的解除并不一定要协商。

第三，合同的解除是一种违约后的补救方式，它是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另一方可以享有的解除的权利。但合同变更并非与补救联系在一起，一方违约以后，非违约方也并不产生变更的权利，而往往需要采用合同解除等补救措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9条将违约与合同解除联系在一起，并非与合同变更联系在一起，显然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所作出的规定。

第四，从法律后果上讲，合同变更因没有消灭原合同关系，也就不产生溯及既往的问题。变更的效力一般只涉及到合同未履行的部分，即当事人只按照合同变更后的内容履行，变更前已履行的部分则不再变动。而合同的解除将使合同关系消灭，因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尤其应该看到，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另一方不仅有权解除合同，而且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而合同的变更因不与违约联系在一起，一般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见，合同的变更和合同的解除虽有共性，但又具有各自突出的特点，可以说个性多于共性。因此，我国统一合同法不能因为考虑到两者的共性，而将其作为相同的问题规定在一起，而应当充分考虑其各自的特点，将它们作为两种制度分别作出规定。这不仅有利于完善变更和解除制度的内容，保障合同当事人正确行使变更和解除的方式。尤其是从鼓励交易的原则出发，区分这两种方式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通过变更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应该鼓励当事人通过变更，而不必通过解除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因为解除要导致合同关系的消灭，因此，它毕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过多地运用解除的方法，确实对增进交易不利，也会造成一些财产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

十一、关于合同权利转让须经义务人同意问题

合同权利转让，是指合同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转让合同权利实际上是将合同债权作为交易的标的。合同债权转让既是市场交易发展的结果，也必将极大地推动投资的自由转让和流动化，促进市场交易的迅速发展。

一般来说，合同的转让要涉及到两种关系，一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原合同关系，二是债权人和第三人（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关系。尽管债权人转让债权乃是根据其意志和利益处分其权利的行为，但此种处分通常又涉及到债务人的利益，这就产生了一个法律上的权益冲突现象。即从保护和尊重权利人的权利、鼓励交易出发，应当允许权利人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及合同的约定的前提下自由转让其权利；但是从维护债务人的利益、稳定合同关系出发，又应对权利转让作出适当限制，即要求转让应征得债务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