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资质和个人执业资格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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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资质和个人执业资格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
关于对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资质和个人执业资格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
建办市函[2003]298号
西藏自治区建设厅：
你厅《关于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资质和个人执业资格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藏建设[2003]158号）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六条规定，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七条、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和执业人员注册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由于防雷设施是建设工程附属的设备、线路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应纳入建设工程的管理范畴。我部颁发的工程设计、施工资质标准，已将防雷设计、施工涵盖在相应的工程设计、施工资质范围内，因此不再设立专门从事防雷设计、施工的资质，从事防雷设计、施工的企业应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工程设计、施工资质。
人事部、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制度总体框架及实施规划》（人发[2001]5号）规定，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照明、防雷接地”。因此，对防雷设计技术人员不单独设立执业资格。
特此复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二○○三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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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风 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担保物权 抵押权实现 强制执行的暂时中止 所有权保留 让与担保 自动中止
内容提要: 担保物权的实现既涉及精细繁多的技术规范，又涉及取舍难断的价值考量。破产的发生，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本文的分析表明，在价值选择层面，应在承认担保物权效力的同时，对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实现加以适当限制，以促进破产财产整体价值的最大化。在技术规范上，基于美国与德国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并结合我国实践，文章认为我国《破产法》在解释上及未来可能的修正中，应扩大中止制度（第19条）的适用范围，同时应借鉴美国法与德国法的规定，对担保债权在中止期间的利息给予适当而非过度的保护。在破产清算与破产和解中，我国《破产法》关于担保物权人享有不受限制的独立变现权的规定，会影响清算程序中破产财产最大价值的实现及和解协议的可行性，应修正为既限制担保物权人的变现权，又允许其参与破产程序并享有表决权的制度安排。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除应尊重当事人自愿达成的重整计划外，也应适当参酌比较法上的规定，于重整计划的表决分组时，更细致地体现担保物性质的差别，于确定对担保物权人的补偿时，在肯定补偿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和中止制度一样，设置必要的限制。
“信贷”是自古有之的事物。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词中所包含的“信”的因素变得愈加淡薄。长久以来的借款实践中，放款的基础早已不再是信用本身，而是各种各样的担保（或者说信用已异化为担保）。担保物权的实现，多源于债务人未能如期清偿债权。鉴于担保物权的实现常会造成担保物价值之外的其它损失，如必要设备或厂房被拍卖会增加额外的停产与重置成本，若仍具有清偿能力，债务人通常不会选择让债权人实现其担保权的请求，因此担保物权实现之时多是债务人陷入破产、无力腾挪之时。
在绝大多数国家，随着担保制度的完善和担保物范围的扩张，企业破产时，其绝大多数资产上通常都会附有各种各样的担保物权。在这一背景下，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清理和实现担保物权。该工作同时涉及物权法和破产法两个部门，技术性强、复杂度高，我国的实务操作尚不成熟，相关的理论著述[1]主要集中在对别除权性质的抽象讨论上，对具体实现规则的讨论仍不充分。另外，近年涉及执行、破产拍卖的贪腐案件迭出，固然与大的司法环境有关，具体制度不清晰、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希望本文有助于厘清与该制度相关的理论与规范。
一、导言：破产别除制度的基本理论
对担保物权正当性及其必要限制的理论基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解释。在一般的债之关系中，债权在性质上属请求权，债权人仅能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受偿，而无权对债务人进一步的财产处置，包括在财产上设定担保提出异议（且不说某些情形下债权人放款时债务人已经在财产上设置了担保并进行了公示）。不过，须注意的是，除了自愿承担债务人责任财产变动风险的自愿债权人外，还存在非自愿的债权人。实践中，可能发生的情形是，在此类非自愿债权人已经存在的情形下，债务人（的股东）仍通过为他人设定担保而转移其财产，并借助破产与有限责任制度逃避清偿义务。在前一种情况下，债权人的自愿接受可以作为担保权正当化的依据，而在后一种情形下，担保权人便不能够援引该项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观念正当化其担保权。在这个意义上，设置相应的制度，限制债务人对其财产的自由处置，限制担保权人的权利，以保护少数非自愿债权人的利益，是有依据的。二是以福利或效率为基础的解释。在担保权人的利益得到完全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可能会使债务人有便利以损害普通债权人，尤其是非自愿的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从事过于冒险的、整体无效率的经营，造成社会福利的减损。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也有必要对担保物权进行限制。[2]
当然，上述两项理由仍不足以得出应对担保物权实行激进限制[3]的结论。担保物权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人们自愿接受与使用它本身，可很大程度上证明其合理性。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论证担保物权负外部性的存在，但从美国或德国经验研究看，现实中这种效果并不明显。[4]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国家通过在破产程序中限制担保权的实现，极大地消除了这种负外部性。以下重点从法律制度与规范的角度，详细阐述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实现的技术安排及其中的法理依据，为这一假设寻找可能的论据，并在法律技术上为我国法的未来发展提供参照。
二、破产程序中担保物强制执行和变现的暂时中止
担保物权人在破产程序中首先要承受的限制是其变现权的（暂时）中止行使。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债务人责任财产最大化，提高破产清偿率。[5]理论上认为，如果没有类似制度，债权人会在债务人（濒临）破产时竭力抢夺和瓜分其现存财产而忽略债务人企业的继续经营价值（going concern value），产生所谓的“公共池塘”（common pool）问题，使通过破产程序清理债务人财产的目的的实现丧失必要的基础。[6]
基于以上考量，我国《破产法》也规定了暂时中止制度。但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其效力是否及于担保物权，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担保物权，都欠明确。[7]有学者认为，有物权担保的债权人即别除权人就担保物提起的执行程序，不应受中止效力的约束，除非当事人申请的是重整程序。[8]清算程序下担保物权是否应在破产程序中受到更多的限制？如何制定合理的限制规则？现行《破产法》第19条规定破产保全措施自破产案件受理之日起生效，是否妥当？[9]限制期间如何对债权利息与担保物的价值减损进行补偿？另外，限制与否的问题在重整程序中虽然不存在，但限制如何具体执行，如何认定“担保物有损害或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第75条第1款），如何补偿担保物权人限制期间的损失，也还有待明确。
比较而言，对上述问题，德国《破产法》（Insolvenzordnung[10]）与美国《破产法》都有全面而具体的规定，很值借鉴。以下详述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变现制度。
（一）美国破产程序中担保物变现的自动中止
美国法上担保物权也分为动产担保和不动产担保两大类。其中，不动产担保主要由州法调整，包含抵押（mortgage）[11]、信托抵押（deed of trust）等形式，动产担保则形式多样，包括动产质押、权利质押，目前被冠以“担保权”（security interest）整合在《统一商法典（UCC）》第9编。[12]与德国法（见下文详述）不同的是，美国的破产保全制度并不区别对待动产和不动产担保物权。根据美国《破产法》第362条，破产申请一经提出，即可触发自动中止（automatic stay），暂时中止任何影响破产财产的行为。
（1）在财产范围上，凡属于“破产财产”（property of the estate）的任何“法律或衡平上的利益”（all legal or equitable interests），皆受制于自动中止制度。例如，在债权人保留所有权的财产上，债务人即购买人也拥有“衡平上的利益”，因此债权人虽为名义所有权人，但仍不得实现其“所有权”，取回其物。
（2）被中止的行为类型包括法律行为、事实行为，还包括行政行为、司法行为。[13]例如，担保物权人原本享有的申请法院为强制执行（judicial foreclosure）的权利，以及在约定了出卖权条款（power of sale clause[14]）条款的情况下自主出卖担保物的权利，在破产开始后不得行使。
（3）在法律效果上，违反自动中止的行为通常为无效，行为人要赔偿债务人或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实际损失，在特定情形下，还可能被判处惩罚性赔偿。[15]因此实务中极少有债权人违反自动中止制度。[16]
1．自动中止的解除
在美国《破产法》上，担保权人是可以通过“动议”（motion）寻求自动中止的“解除”（relief），以便实现其担保物权。在程序上，根据第362条e款，在该动议提出后，法院应当在30日内进行“预听证”（preliminary hearing），对动议的形式要求进行审查，并应在此后30日内进行“正式听证”（final hearing），对实体问题进行审查。[17]若法院认可有关动议，则可以裁定终止或修正自动中止（如设定条件）。适时提出解除自动中止的动议，有助于敦促债务人或破产管理人及时处置破产财产，或尽快提出破产财产处置方案。在实务策略上，债权人的律师通常被建议谨慎选择提出申请的时机，若申请过早，虽可能及时地解除中止，但也可能被法院认为申请的合理性欠充分，属意气用事而被驳回。[18]从实体上说，自动中止的解除，当事人要提出“充分的理由”（cause）。美国《破产法》上承认的主要理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有关担保物缺乏“充分保护”（adequate protection）；其二，债务人对担保物不享有“权益”（equity）且担保物对于“有效的破产重整”（effective reorganization）不属必要。
（1）充分保护、价值减损与利息补偿
充分保护制度被规定在美国《破产法》第361条，对整个破产变现程序都有重要意义，是该法的中心概念。从立法理由上看，“充分保护”的要求源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19]其目的是保护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之外依协商所获取的权利。[20]实践中，是否满足充分保护的要求，通常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证词及专业人士的评估意见认定。[21]根据第361条，以下几种情形可认定为保护充分：其一，债务人向担保权人为定期或一次性的现金支付，且该支付足以弥补担保物的价值损失（第1款）；其二，债务人向担保权人提供额外或替代性的担保（第2款）；其三，债务人向担保权人提供“无可置疑的等价财产”（indubitable equivalent），且其价值足以弥补担保权人所受的损失（第3款）。在上述规定中，第3款是兜底性条款，为破产法官就保护的具体形式及相关价值进行自由裁量留下了余地。
对于担保物因迟延变现而发生的价值减损，破产债务人是否应给予赔偿，美国《破产法》上曾有争议。[22]在一个案件中，破产法官通过历史解释，认为立法理由书[23]中关于赔偿担保权人所受迟延损害的说明，包括了程序期间的利息。[24]两年后，另外一个巡回法院对立法理由书做了不同解释，同时权衡赔偿与否的效果，认为对于破产申请提出至破产程序终结期间担保债的利息不应给予赔偿，至少不应按主合同的约定获得相应赔偿。[25]这一观点后来被美国最高法院所确认，其主要理由是：其一，若保护主债权的迟延利息，则在法律未做区分规定的情况下，所有担保权人，无论其担保物价值是否超过主债权，都会主张主债权的利息，这将造成破产财产价值的减损；其二，向担保人支付利息将导致由普通债权人承担破产程序的费用与重整失败的风险，这将极大降低重整成功率，危及破产财产最大化这一目标的实现。[26]
在法律效果上，受上述规定影响最大的是无充分担保的债权人。根据现行法，因为对于有充分担保的债权人而言，只要担保物价值大于担保债总额，主债权的利息即可就担保物的剩余部分（equity cushion）优先受偿；而对于担保物价值小于或等于担保债总额的债权，其利息则不受保护。[27]该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提供超额担保。不过须注意的是，破产法对此的进一步限制是，“充分保护”的范围仅限于不超过担保债总额的担保物价值。另外，对于担保债权在破产程序期间的利息，即便担保物价值大于主债权，担保权人在破产进行中也不得请求清偿，而需等待破产程序终结，在清偿了变现费用等支出后才得主张实现其权利。[28]
（2）债务人对担保物无权益且担保物非有效重整所必要
此处的“权益”，更多强调其经济属性，指担保物价值与主债权间的差额。这一描述看似简单，认定上却非常复杂，因为此处并未具体规定如何确定担保物的价值。对此，美国司法实践确立的是“公平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规则：法院可根据其自由裁量，以没有购买与出卖压力的买卖双方之间可能进行的自由协商为参照，确定适当的价格。[29]实践中，法院常常听取权威专家意见。[30]
与前项要件并列的一项重要要求是，有关担保物对于有效重整并非至关重要，即该标的物对债务人（企业）的实际价值不高于其对担保权人的价值（交换价值）。欲推翻此点，债务人必须首先证明破产重整在合理的时间内有充分的可能性[31]；其次，有关标的物属破产重整所必须。对何为“必须”，法律上并无一般性规则，原则上在有关标的物是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所必要的物品时，即可构成此处的“必须”。若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无直接关联，则不属于“必须”，如用于装饰企业工作环境的名贵艺术品（雕塑、绘画作品等）。[32]
2．自动中止的放弃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法
大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经营利用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以及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第四条 市及县（市）、区林业、水产行政管理部门分别是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并共同负责两栖类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工商、城建、环保、物价、医药、商业、外贸、铁路、民航、交通、邮政、海关、公安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国务院和辽宁省政府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准；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以下简称有价值的野生动物），以辽宁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名录为准。
第二章 保 护
第六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辽宁省政府制定的野生动物资源普查方案，每10年进行一次野生动物普查，并建立资源档案，为制定全市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等野生动物集中的栖息地、繁殖地为禁猎区。
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野生动物资源情况和繁殖期，规定禁猎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猎捕野生动物，不得在禁猎区内毁巢、取卵以及实施其他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
第八条 在自然保护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或者修建工程设施的，应经市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于环境影响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调查处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伤病、饥饿、迷途、被困的野生动物，应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救护，并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野生动物资源较丰富的区域，当地政府可以建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承担伤病、饥饿、迷途和被困以及被没收的野生动物的接收、救护、饲养、放生等工作。
第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只许采取驱赶防范措施，不准伤害、捕杀。
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经济损失，经调查属实确需补偿的，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一条 外地进入本市的非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但属于外地省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辽宁省有价值的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和管理。
第十二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及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广泛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以维护和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保护和发展野生动物资源。
每年12月为全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4月22日至4月28日为全市爱鸟周。
第三章 驯养繁殖和猎捕
第十三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下列规定申请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
（一）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属于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需要变更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类，或者需要终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在变更或终止前30日内向原批准机关办理变更、终止手续。
经批准终止和因违反规定而被停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其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加强对其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管理，防止出逃或者因患病形成疫情。因管理不善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经济损失的，由驯养繁殖的单位或个人负责赔偿。
第十六条 驯养繁殖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收购单位出售所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第十七条 因科学考察、驯养繁殖、医药生产、宣传展览等，确需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应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特许猎捕证。
第十八条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必须持有市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方法进行猎捕。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实行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管理。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在适合狩猎的区域建立固定狩猎场所（含狩猎俱乐部）的，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狩猎场所使用枪支须经市公安部门批准。
第四章 经营利用
第二十条 禁止出售、收购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批准。
出售、收购、利用有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所在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第二十一条 宾馆、饭店、酒楼、餐厅、招待所和个体饮食摊档等，不得擅自宰杀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得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名称作菜谱招徕顾客。
第二十二条 在我市经营利用外地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或从外地运输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到我市，必须持当地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或准运证，到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经营利用进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进出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有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办公室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
第二十三条 运输、携带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出市的，凭特许猎捕证或驯养繁殖许可证或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运输、携带有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持狩猎证或驯养繁殖许可证或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经所在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进入集贸市场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监督管理；公安、铁路、民航、交通、邮政等部门，对非法运输、携带、邮寄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予扣留，并及时移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海关对非法进出境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依法扣押处理
。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倒卖、转让驯养繁殖许可证、特许猎捕证、狩猎证、准运证等有关证件。
第二十六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向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或挪用。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市）、区以上人民政府或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二）拯救、保护和驯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取得显著成效的；
（三）发现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及时制止或者检举有功的；
（四）在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有重要贡献的；
（五）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科研成果中取得显著效益的；
（六）在基层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20年以上并取得显著成绩的；
（七）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法捕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二）在禁猎区、禁猎期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5至8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三）未取得狩猎证或者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收缴狩猎证，没收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2至5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四）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并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3倍以下的标准处罚；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2倍以下的标准处罚。
（五）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或出售野生动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野生动物，收缴驯养繁殖许可证，并可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
下罚款。
（六）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准运证的，收缴证件（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利用、运输、携带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分管权限，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大连市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1月4日
关键词: 担保物权 抵押权实现 强制执行的暂时中止 所有权保留 让与担保 自动中止
内容提要: 担保物权的实现既涉及精细繁多的技术规范，又涉及取舍难断的价值考量。破产的发生，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本文的分析表明，在价值选择层面，应在承认担保物权效力的同时，对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实现加以适当限制，以促进破产财产整体价值的最大化。在技术规范上，基于美国与德国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并结合我国实践，文章认为我国《破产法》在解释上及未来可能的修正中，应扩大中止制度（第19条）的适用范围，同时应借鉴美国法与德国法的规定，对担保债权在中止期间的利息给予适当而非过度的保护。在破产清算与破产和解中，我国《破产法》关于担保物权人享有不受限制的独立变现权的规定，会影响清算程序中破产财产最大价值的实现及和解协议的可行性，应修正为既限制担保物权人的变现权，又允许其参与破产程序并享有表决权的制度安排。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除应尊重当事人自愿达成的重整计划外，也应适当参酌比较法上的规定，于重整计划的表决分组时，更细致地体现担保物性质的差别，于确定对担保物权人的补偿时，在肯定补偿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和中止制度一样，设置必要的限制。
“信贷”是自古有之的事物。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词中所包含的“信”的因素变得愈加淡薄。长久以来的借款实践中，放款的基础早已不再是信用本身，而是各种各样的担保（或者说信用已异化为担保）。担保物权的实现，多源于债务人未能如期清偿债权。鉴于担保物权的实现常会造成担保物价值之外的其它损失，如必要设备或厂房被拍卖会增加额外的停产与重置成本，若仍具有清偿能力，债务人通常不会选择让债权人实现其担保权的请求，因此担保物权实现之时多是债务人陷入破产、无力腾挪之时。
在绝大多数国家，随着担保制度的完善和担保物范围的扩张，企业破产时，其绝大多数资产上通常都会附有各种各样的担保物权。在这一背景下，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清理和实现担保物权。该工作同时涉及物权法和破产法两个部门，技术性强、复杂度高，我国的实务操作尚不成熟，相关的理论著述[1]主要集中在对别除权性质的抽象讨论上，对具体实现规则的讨论仍不充分。另外，近年涉及执行、破产拍卖的贪腐案件迭出，固然与大的司法环境有关，具体制度不清晰、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希望本文有助于厘清与该制度相关的理论与规范。
一、导言：破产别除制度的基本理论
对担保物权正当性及其必要限制的理论基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解释。在一般的债之关系中，债权在性质上属请求权，债权人仅能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受偿，而无权对债务人进一步的财产处置，包括在财产上设定担保提出异议（且不说某些情形下债权人放款时债务人已经在财产上设置了担保并进行了公示）。不过，须注意的是，除了自愿承担债务人责任财产变动风险的自愿债权人外，还存在非自愿的债权人。实践中，可能发生的情形是，在此类非自愿债权人已经存在的情形下，债务人（的股东）仍通过为他人设定担保而转移其财产，并借助破产与有限责任制度逃避清偿义务。在前一种情况下，债权人的自愿接受可以作为担保权正当化的依据，而在后一种情形下，担保权人便不能够援引该项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观念正当化其担保权。在这个意义上，设置相应的制度，限制债务人对其财产的自由处置，限制担保权人的权利，以保护少数非自愿债权人的利益，是有依据的。二是以福利或效率为基础的解释。在担保权人的利益得到完全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可能会使债务人有便利以损害普通债权人，尤其是非自愿的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从事过于冒险的、整体无效率的经营，造成社会福利的减损。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也有必要对担保物权进行限制。[2]
当然，上述两项理由仍不足以得出应对担保物权实行激进限制[3]的结论。担保物权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人们自愿接受与使用它本身，可很大程度上证明其合理性。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论证担保物权负外部性的存在，但从美国或德国经验研究看，现实中这种效果并不明显。[4]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国家通过在破产程序中限制担保权的实现，极大地消除了这种负外部性。以下重点从法律制度与规范的角度，详细阐述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实现的技术安排及其中的法理依据，为这一假设寻找可能的论据，并在法律技术上为我国法的未来发展提供参照。
二、破产程序中担保物强制执行和变现的暂时中止
担保物权人在破产程序中首先要承受的限制是其变现权的（暂时）中止行使。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债务人责任财产最大化，提高破产清偿率。[5]理论上认为，如果没有类似制度，债权人会在债务人（濒临）破产时竭力抢夺和瓜分其现存财产而忽略债务人企业的继续经营价值（going concern value），产生所谓的“公共池塘”（common pool）问题，使通过破产程序清理债务人财产的目的的实现丧失必要的基础。[6]
基于以上考量，我国《破产法》也规定了暂时中止制度。但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其效力是否及于担保物权，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担保物权，都欠明确。[7]有学者认为，有物权担保的债权人即别除权人就担保物提起的执行程序，不应受中止效力的约束，除非当事人申请的是重整程序。[8]清算程序下担保物权是否应在破产程序中受到更多的限制？如何制定合理的限制规则？现行《破产法》第19条规定破产保全措施自破产案件受理之日起生效，是否妥当？[9]限制期间如何对债权利息与担保物的价值减损进行补偿？另外，限制与否的问题在重整程序中虽然不存在，但限制如何具体执行，如何认定“担保物有损害或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第75条第1款），如何补偿担保物权人限制期间的损失，也还有待明确。
比较而言，对上述问题，德国《破产法》（Insolvenzordnung[10]）与美国《破产法》都有全面而具体的规定，很值借鉴。以下详述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变现制度。
（一）美国破产程序中担保物变现的自动中止
美国法上担保物权也分为动产担保和不动产担保两大类。其中，不动产担保主要由州法调整，包含抵押（mortgage）[11]、信托抵押（deed of trust）等形式，动产担保则形式多样，包括动产质押、权利质押，目前被冠以“担保权”（security interest）整合在《统一商法典（UCC）》第9编。[12]与德国法（见下文详述）不同的是，美国的破产保全制度并不区别对待动产和不动产担保物权。根据美国《破产法》第362条，破产申请一经提出，即可触发自动中止（automatic stay），暂时中止任何影响破产财产的行为。
（1）在财产范围上，凡属于“破产财产”（property of the estate）的任何“法律或衡平上的利益”（all legal or equitable interests），皆受制于自动中止制度。例如，在债权人保留所有权的财产上，债务人即购买人也拥有“衡平上的利益”，因此债权人虽为名义所有权人，但仍不得实现其“所有权”，取回其物。
（2）被中止的行为类型包括法律行为、事实行为，还包括行政行为、司法行为。[13]例如，担保物权人原本享有的申请法院为强制执行（judicial foreclosure）的权利，以及在约定了出卖权条款（power of sale clause[14]）条款的情况下自主出卖担保物的权利，在破产开始后不得行使。
（3）在法律效果上，违反自动中止的行为通常为无效，行为人要赔偿债务人或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实际损失，在特定情形下，还可能被判处惩罚性赔偿。[15]因此实务中极少有债权人违反自动中止制度。[16]
1．自动中止的解除
在美国《破产法》上，担保权人是可以通过“动议”（motion）寻求自动中止的“解除”（relief），以便实现其担保物权。在程序上，根据第362条e款，在该动议提出后，法院应当在30日内进行“预听证”（preliminary hearing），对动议的形式要求进行审查，并应在此后30日内进行“正式听证”（final hearing），对实体问题进行审查。[17]若法院认可有关动议，则可以裁定终止或修正自动中止（如设定条件）。适时提出解除自动中止的动议，有助于敦促债务人或破产管理人及时处置破产财产，或尽快提出破产财产处置方案。在实务策略上，债权人的律师通常被建议谨慎选择提出申请的时机，若申请过早，虽可能及时地解除中止，但也可能被法院认为申请的合理性欠充分，属意气用事而被驳回。[18]从实体上说，自动中止的解除，当事人要提出“充分的理由”（cause）。美国《破产法》上承认的主要理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有关担保物缺乏“充分保护”（adequate protection）；其二，债务人对担保物不享有“权益”（equity）且担保物对于“有效的破产重整”（effective reorganization）不属必要。
（1）充分保护、价值减损与利息补偿
充分保护制度被规定在美国《破产法》第361条，对整个破产变现程序都有重要意义，是该法的中心概念。从立法理由上看，“充分保护”的要求源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19]其目的是保护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之外依协商所获取的权利。[20]实践中，是否满足充分保护的要求，通常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证词及专业人士的评估意见认定。[21]根据第361条，以下几种情形可认定为保护充分：其一，债务人向担保权人为定期或一次性的现金支付，且该支付足以弥补担保物的价值损失（第1款）；其二，债务人向担保权人提供额外或替代性的担保（第2款）；其三，债务人向担保权人提供“无可置疑的等价财产”（indubitable equivalent），且其价值足以弥补担保权人所受的损失（第3款）。在上述规定中，第3款是兜底性条款，为破产法官就保护的具体形式及相关价值进行自由裁量留下了余地。
对于担保物因迟延变现而发生的价值减损，破产债务人是否应给予赔偿，美国《破产法》上曾有争议。[22]在一个案件中，破产法官通过历史解释，认为立法理由书[23]中关于赔偿担保权人所受迟延损害的说明，包括了程序期间的利息。[24]两年后，另外一个巡回法院对立法理由书做了不同解释，同时权衡赔偿与否的效果，认为对于破产申请提出至破产程序终结期间担保债的利息不应给予赔偿，至少不应按主合同的约定获得相应赔偿。[25]这一观点后来被美国最高法院所确认，其主要理由是：其一，若保护主债权的迟延利息，则在法律未做区分规定的情况下，所有担保权人，无论其担保物价值是否超过主债权，都会主张主债权的利息，这将造成破产财产价值的减损；其二，向担保人支付利息将导致由普通债权人承担破产程序的费用与重整失败的风险，这将极大降低重整成功率，危及破产财产最大化这一目标的实现。[26]
在法律效果上，受上述规定影响最大的是无充分担保的债权人。根据现行法，因为对于有充分担保的债权人而言，只要担保物价值大于担保债总额，主债权的利息即可就担保物的剩余部分（equity cushion）优先受偿；而对于担保物价值小于或等于担保债总额的债权，其利息则不受保护。[27]该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提供超额担保。不过须注意的是，破产法对此的进一步限制是，“充分保护”的范围仅限于不超过担保债总额的担保物价值。另外，对于担保债权在破产程序期间的利息，即便担保物价值大于主债权，担保权人在破产进行中也不得请求清偿，而需等待破产程序终结，在清偿了变现费用等支出后才得主张实现其权利。[28]
（2）债务人对担保物无权益且担保物非有效重整所必要
此处的“权益”，更多强调其经济属性，指担保物价值与主债权间的差额。这一描述看似简单，认定上却非常复杂，因为此处并未具体规定如何确定担保物的价值。对此，美国司法实践确立的是“公平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规则：法院可根据其自由裁量，以没有购买与出卖压力的买卖双方之间可能进行的自由协商为参照，确定适当的价格。[29]实践中，法院常常听取权威专家意见。[30]
与前项要件并列的一项重要要求是，有关担保物对于有效重整并非至关重要，即该标的物对债务人（企业）的实际价值不高于其对担保权人的价值（交换价值）。欲推翻此点，债务人必须首先证明破产重整在合理的时间内有充分的可能性[31]；其次，有关标的物属破产重整所必须。对何为“必须”，法律上并无一般性规则，原则上在有关标的物是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所必要的物品时，即可构成此处的“必须”。若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无直接关联，则不属于“必须”，如用于装饰企业工作环境的名贵艺术品（雕塑、绘画作品等）。[32]
2．自动中止的放弃
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法1
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法
大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经营利用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以及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第四条 市及县（市）、区林业、水产行政管理部门分别是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并共同负责两栖类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工商、城建、环保、物价、医药、商业、外贸、铁路、民航、交通、邮政、海关、公安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国务院和辽宁省政府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准；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以下简称有价值的野生动物），以辽宁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名录为准。
第二章 保 护
第六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辽宁省政府制定的野生动物资源普查方案，每10年进行一次野生动物普查，并建立资源档案，为制定全市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等野生动物集中的栖息地、繁殖地为禁猎区。
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野生动物资源情况和繁殖期，规定禁猎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猎捕野生动物，不得在禁猎区内毁巢、取卵以及实施其他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
第八条 在自然保护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或者修建工程设施的，应经市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于环境影响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调查处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伤病、饥饿、迷途、被困的野生动物，应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救护，并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野生动物资源较丰富的区域，当地政府可以建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承担伤病、饥饿、迷途和被困以及被没收的野生动物的接收、救护、饲养、放生等工作。
第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只许采取驱赶防范措施，不准伤害、捕杀。
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经济损失，经调查属实确需补偿的，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一条 外地进入本市的非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但属于外地省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辽宁省有价值的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和管理。
第十二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及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广泛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以维护和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保护和发展野生动物资源。
每年12月为全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4月22日至4月28日为全市爱鸟周。
第三章 驯养繁殖和猎捕
第十三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下列规定申请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
（一）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属于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需要变更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类，或者需要终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在变更或终止前30日内向原批准机关办理变更、终止手续。
经批准终止和因违反规定而被停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其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加强对其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管理，防止出逃或者因患病形成疫情。因管理不善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经济损失的，由驯养繁殖的单位或个人负责赔偿。
第十六条 驯养繁殖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收购单位出售所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第十七条 因科学考察、驯养繁殖、医药生产、宣传展览等，确需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应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特许猎捕证。
第十八条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必须持有市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方法进行猎捕。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实行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管理。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在适合狩猎的区域建立固定狩猎场所（含狩猎俱乐部）的，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狩猎场所使用枪支须经市公安部门批准。
第四章 经营利用
第二十条 禁止出售、收购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批准。
出售、收购、利用有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所在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第二十一条 宾馆、饭店、酒楼、餐厅、招待所和个体饮食摊档等，不得擅自宰杀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得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名称作菜谱招徕顾客。
第二十二条 在我市经营利用外地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或从外地运输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到我市，必须持当地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或准运证，到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经营利用进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进出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有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办公室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
第二十三条 运输、携带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出市的，凭特许猎捕证或驯养繁殖许可证或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运输、携带有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持狩猎证或驯养繁殖许可证或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经所在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进入集贸市场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监督管理；公安、铁路、民航、交通、邮政等部门，对非法运输、携带、邮寄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予扣留，并及时移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海关对非法进出境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依法扣押处理
。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倒卖、转让驯养繁殖许可证、特许猎捕证、狩猎证、准运证等有关证件。
第二十六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向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或挪用。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市）、区以上人民政府或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二）拯救、保护和驯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取得显著成效的；
（三）发现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及时制止或者检举有功的；
（四）在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有重要贡献的；
（五）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科研成果中取得显著效益的；
（六）在基层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20年以上并取得显著成绩的；
（七）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法捕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二）在禁猎区、禁猎期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5至8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三）未取得狩猎证或者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收缴狩猎证，没收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2至5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四）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并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3倍以下的标准处罚；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2倍以下的标准处罚。
（五）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或出售野生动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野生动物，收缴驯养繁殖许可证，并可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
下罚款。
（六）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准运证的，收缴证件（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利用、运输、携带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分管权限，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大连市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