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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绿化条例
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四十四号)


（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1年6月1日通过，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国土绿化，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绿化，是指在宜林、宜草的区域，因地制宜地植树种草，恢复和增加植被，保护林草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的绿化工作，建立健全的投资保障机制和科技保障体系，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绿化规划并组织实施。
林业（园林）、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绿化的监督管理工作。水利、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具体负责绿化管理工作。
第五条 绿化工作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科学，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生物、工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封育与植树种草并举，突出生态效益，兼顾经济效益。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发展绿化事业的优惠政策，组织单位和个人大力开展植树、种草；鼓励和引导各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各种形式进行绿化建设。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单位，应大力宣传国土绿化的重要意义，提高全社会履行绿化义务、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第二章 绿化规划
第八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绿化规划。绿化规划应纳入同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城市绿化规划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 编制绿化规划，应坚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根据当地气候资源、水土资源、地貌地形以及城镇布局等特点，确定本行政区域的绿化目标和措施。
第十条 绿化规划应包括：天然林（含灌木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防护林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四荒”地治理、城镇绿化、草原建设、荒漠化防治等内容，并与有关规划相协调。

第三章 绿化责任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绿化规划，编制分地区、分年度实施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确保绿化目标的实现。
第十二条 绿化工程应按绿化规划设计方案，按设计方案组织施工，并严格遵守技术规程。
第十三条 国有的宜林宜草地，由其使用单位或个人按绿化规划的要求绿化。
铁路、公路两侧、水库、灌溉渠以及水利设施管理区的绿化，由其主管单位负责。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部队营区、车站、机场等单位的绿化，由各个单位负责。
城镇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公园及街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园林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四条 凡年满18周岁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和年满18周岁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除丧失劳动能力者以外，每人每年应义务植树3—5株。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可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绿化劳动。

第四章 “四荒”地的绿化
第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在严格界定“四荒”地（包括荒山、荒沟、荒丘、荒滩，下同）范围，确定权属后，大力组织开展开发绿化。
“四荒”地初步绿化后，根据其主导经营项目，由县级人民政府及时为经营者办理土地证、林权证、草原证等相应的权属证明，依法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开发绿化“四荒”地，坚持多种方式并举的原则。根据群众意愿和当地实际情况，实行农牧户或联合承包、租赁、拍卖使用权或股份合作等方式。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单位或个人参与。
第十七条 承包、租赁或拍卖“四荒”地，双方当事人应当依法签定合同或协议。除法律、法规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合同或协议内容、解除合同或协议、收回“四荒”地使用权。
“四荒”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转让或转租，还可以抵押。
国家建设征用已开发绿化的“四荒”地时，对其绿化的成果应按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第十八条 开发“四荒”地进行绿化建设的，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依照先开发、后交费的原则，待有收益后按承包合同或协议缴纳承包费和土地使用费。
第十九条 开发绿化“四荒”地，必须坚持合理规划、治理开发与绿化建设相结合、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的原则，恢复和建设林草植被，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十条 开发绿化“四荒”地，谁治理、谁开发、谁管护、谁受益。绿化面积达到规定指数要求的，可以开展多种经营活动。
第二十一条 纳入绿化规划的“四荒”地，必须按规划进行绿化。
对于开发绿化进度缓慢，未达到合同要求或协议规定进度的，应限期治理绿化，对于长期违约不治理开发、毁坏林草植被种植农作物或其他掠夺式开发的，以及违反合同或改变土地用途的，“四荒”地所有权人可解除合同或协议，无偿收回使用权，但必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章 退耕还林还草
第二十二条 坡度在25度以上的、水土流失严重、耕作条件差的山旱地，自然保护区、天然林区保护范围内的耕地以及高海拔地区的耕地，应当逐步退耕还林还草。
第二十三条 退耕还林还草应充分尊重农牧民的意愿，实行“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方针，采取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先行试点、稳步推进的措施，与农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
第二十四条 农牧户已承包耕地退耕还林还草的，其承包经营权不变，对退耕土地免征农业税。
第二十五条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分别由林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管理，实行集体或个体承包。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凡列入退耕规划的耕地，应当退耕；已退耕的土地严禁复垦。

第六章 绿化管护
第二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划定绿化管护责任区，实行管护责任制，巩固绿化成果。
绿化责任区和承包区由责任单位或承包人负责管护。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可制定本地区绿化公约，建立具体可行的管护制度。
第二十八条 绿化区实行经营管护责任制，推行管护承包。森林、草原等绿地管护责任人，应强化林草的抚育管护，加强绿地病虫鼠害的防治。
第二十九条 严禁采伐天然林、防护林、生态林等公益林。确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必须采伐的，应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有关单位应限期补植苗木，恢复植被。
第三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绿化工作需要，划定绿化封育区，设立封育标志，公布封育范围和封育期限，落实封育措施。
风沙危害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严重退化草地和退耕还林还草地应当进行封育。
第三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生态环境和植被现状，将水源涵养林（草）区、小流域治理区、封山（滩）育草区和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山荒坡划定为禁牧区，并发布禁牧令。
第三十二条 因施工造成植被损毁的，建设单位应在工程竣工后1年内恢复植被，或缴纳植被恢复费，由当地人民政府委托的单位实施绿化。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规范取土、采砂、采石、采金、采药等可能破坏植被的行为。

第七章 绿化保障
第三十四条 绿化资金坚持自筹为主、政府扶持的原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绿化规划和年度绿化计划，每年应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绿化事业，并保证逐年有所增加。同时，应采取措施多渠道筹集绿化资金，引导信贷资金、社会资金投向绿化开发。
第三十五条 各级林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有计划地建立良种苗木和草种生产基地，保证绿化需要。
鼓励和支持各种经济组织、个人从事良种苗木和草种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六条 用于绿化的苗木、草种，经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和植物检疫机构检验、检疫合格的，方可供应和销售。
草种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植物检疫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防止植物危险病、虫、杂草及其他有害生物的传播和蔓延。
第三十七条 各级林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绿化工作的技术指导，大力推广应用绿化技术成果和实用技术，科学配置树种、草种，提高造林种草成活率、保存率和绿化质量。
鼓励和组织科技人员承揽绿化工程项目，创建绿化科技示范点，带动绿化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三十八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水资源的开发和合理配置，保障绿化工作的进行。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对本行政区域绿化工作完成情况进行验收、考核，对绿化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条 不按本条例的规定制定绿化规划或未完成绿化任务的，由上级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造林任务；逾期未完成的，除责令补栽外，可以并处未完成造林任务所需费用的1—2倍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处罚：
（一）连续两年未完成造林任务的；
（二）当年造林成活率未达到规定要求的；
（三）植树造林责任单位未按照绿化要求按时完成任务的；
（四）退耕后又复耕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分别由县级林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一）拒不履行绿化义务的，责令限期履行义务或缴纳绿化费，超过期限仍不履行的，处以应缴纳绿化费1倍的罚款；
（二）移动或毁坏封育标志及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拒不恢复原状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三）在封育区、禁牧区从事放牧活动的，每次每羊单位处以3元的罚款；
（四）在成林地、幼林地、封山（滩）育林（草）地有取土、采砂等行为的，按破坏面积每平方米处以50元罚款；
（五）虚报造林面积、退耕还林还草面积，骗取造林经费和国家补助粮款的，除追缴所得金额和补助粮外，并处以骗取经费和补助粮的1—3倍罚款。
第四十三条 滥伐、盗伐天然林、防护林、生态林等林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行政主管部门或同级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绿化工作中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谋取私利、失职、渎职的；
（二）利用职权弄虚作假，虚报绿化成绩，骗取荣誉的；
（三）克扣、截留或挪用、贪污绿化补助款的。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青海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2001年6月1日
杨朝霞 北京林业大学


关键词: 环保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权/原告/正当性
内容提要: 环保机关依法履行了环境监管职责，仍不能有效保护环境的，可作为原告，提起旨在维护公共性环境公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体而言，环境权、诉讼信托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理论为环保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奠定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基础。环境权是环境公益诉讼最核心的权利基础，为了更理性、更科学地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今后务必高度重视对环境权的研究。


　 2010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国家层面正式确认了环保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地位。[1]2010年8月，昆明市环保局以两家牧业公司严重污染村民饮用水为由，向昆明市环境保护法庭提起云南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请求判令被告停止环境侵害、赔偿治理污染所需432万余元。[2]对此，我们不禁要问：(1)环保机关置行政职权于不顾，反而运用民事诉讼的途径来保护环境，岂不造成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2)作为行政主体的环保机关何以能“摇身一变”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以下，笔者试从环境公共利益维护的角度对环保机关以民事主体身份提起环境诉讼的正当性问题予以论证和说明，以求教于同仁。

　 一、环境公共利益的类型化：公众性环境公益和公共性环境公益

　 以环境侵害为依据，可把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均可因环境侵害而遭受损害）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人格利益，主要指生命和健康利益（有时还包括精神利益），因为生命和健康的维持都需良好的环境作为条件。二是财产利益，因为许多财产的获取和实现均需良好的环境作为条件，环境若受污染必损害财产，如养殖的鱼虾因水污染而死亡。三是环境利益，指环境的功能所体现出来的利益，如环境的供给功能（清洁空气和水源的提供等）、调节功能（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实际上，环境问题的本质即是环境功能的受损。众所周知，环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独占性和消费排他性，因此，其凝结的利益往往表现为公共利益，如湿地的气候调节功能可惠及广大区域。不过，对某些特定的环境要素或具体空间范围的区域环境而言，其环境功能的受益人群很少，此时则表现为环境私益，例如通风、采光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均属于个体所有，本质上属于私益的范畴。但是，当人格和财产利益涉及不确定多数人时，这些叠加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便具有了广泛性，从而可纳入广义环境公益的范畴。据此，我们可把与环境有关的公共利益分为公众性环境公益和公共性环境公益两大基本类型。[3]

　 1．公众性环境公益是指由那些为不确定多数人所拥有，需以良好环境为条件（through environment）的私人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组合而成的环境公益。这种公益具有如下特征：(1)从利益归属上看，该类公益本质上属于人格利益或财产利益，之所以称为环境公益，是由于其与环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易受环境质量好坏的影响。例如，人体健康因环境污染而受损。(2)从存在形态上看，该种公益体现为由不确定多数人所拥有的多人私益。这种公益在本质上属于私益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公益，是因为现实或可能享有此类私益的主体众多，为不确定多数人所拥有或享有，从而体现了一定的群体性和社会性。(3)从表征上看，这类公益具有群体性（环境受害者或环境付出者众多）、分散性（分属于分散的不同个体）、累加性（系多人私益的叠加，且私益具有个体差异性）、拟制性[4]等特征。(4)从法律保护方式上看，这种公益本可作为私益分别进行保护和救济，制度上之所以拟制为公益（“准公益”），是因为将这种多人私益进行群体性保护，如采用代表人诉讼、团体诉讼、集团诉讼等，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2．公共性环境公益是指以环境的功能为内容(to environment)而承载的环境公益。这种公益具有如下特征：(1)从利益属性上看，该类公益是对环境本身的利益，是实在、客观、真正的环境利益。(2)从类型上看，可分为经济性环境公益和生态性环境公益。经济性环境公益，即公共环境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源于自然资源的财产性）。例如，天然水产资源、可分配的环境容量资源本身所蕴含的经济价值。生态性环境公益，即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所蕴含的利益。[5]例如，森林所具有的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风固沙、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利益等。(3)从表征上看，公共性环境公益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为多个私益，共同享有无明显个体差异）、客观性（客观上存在而非人为拟制）、公共性（非排他性和一定的非竞争性）、包容性（公益包容私益而非私益的叠加）、广泛性（牵涉面大，关乎一个区域的人群甚至后代和整个人类的利益）、弱私性（对私人的影响往往无显著紧迫性，当尚未发生人身和财产损害时尤其如此）等。初级侵害对象：环境利益 次级侵害对象：人身和财产利益

　 上述两类环境公益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公众性环境公益的受损或受益往往以公共性环境公益的受损或受益为前提或前奏。[6]例如，化工厂排放的废水首先使得饮用水环境质量下降，此后导致人体健康受损（如图1所示）。[7]不过，公共性环境公益受损却并不必然导致公众性环境公益的受损，例如小型油轮原油泄漏事故大多只是破坏海洋生态，并不造成个体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当公众性环境公益遭受环境侵害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环境受害者可自行采用单独诉讼、代表人诉讼、团体诉讼、集团诉讼等传统诉讼方式进行救济，环保机关、检察机关等可给予支持（支持起诉）。环境受害者还可通过请求环保机关进行行政调处，来解决环境纠纷和救济其人身与财产权益。此时，从尊重当事人诉权自由（可放弃起诉）的角度出发，环保机关除了对其进行支持起诉外，[8]不能过多干涉，更不能越俎代庖强行代为起诉，否则势必侵害公民的起诉自由权。何况，以环保机关当前的人员配备也无法胜任这样繁重的任务。然而，当公共性环境公益遭受危害时，现有法律制度是否能够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护呢？换言之，是否需要环保机关为维护公共性环境公益而提起民事诉讼呢？

　 二、现行法律制度力不从心：公共性环境公益维护告急

　 公共性环境公益（以下简称为环境公益）自人类诞生以来本就客观存在，但只是在人类环境危机出现以后，此类公益才大规模、长时间、高频次地遭受损害，以致于现行法律制度对此不能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护和救济：

　 （一）环境民事制度“捉襟见肘”[9]

　 其一，所有权制度的不足。首先，按照传统所有权理论，所有权的客体必须具有可控性。然而，作为环境要素的空气、海洋、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整个生态系统并不能为人力所直接支配和控制，因而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以致于环境公益被排除在传统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其次，根据传统民法私法自治的精神和所有权绝对的原则，公民不仅无权对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提出享有和维护环境品质的权利要求，而且在客观上还会纵容甚至刺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私有时）而造成生态破坏、任意排放废弃物质造成环境污染的不良后果。正如有学者所言，“限制所有权、改变以财产所有为中心的立法指导思想是环境法的首要任务”。[10] 再次，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请求权和侵权救济制度，只能对环境公益实现附带性、间接性、滞后性的保护。

　 其二，人格权制度的不足。人格权制度对环境公益的保护范围和保护程度十分有限。环境侵害会损害物质性人格权，[11]于是，我们可运用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救济制度而间接保护环境公益，问题是环境侵害还会损害舒适和自然景观方面的环境公益，可对于景观享受而言，已远远超出了现行人格权制度的保护能力。

　 其三，相邻权制度的不足。首先，相邻权的适用范围有限。基于相邻关系原理，主张环境利益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彼此为不动产相邻人；(2)须为不动产权利的限制与不动产权利的扩张之间发生冲突。因此，当环境侵害来源于非相邻不动产权利人，[12]或造成环境侵害的不动产属于国家所有，[13]以及其利益主张与不动产权利行使无关时，[14]便不能运用相邻关系来处理了。[15]其次，相邻权难以保护较高层次环境利益。相邻权的享有以“必要方便”（最低限度的方便）为前提，对于较高要求的环境利益（如景观欣赏利益），相邻权制度便难以提供保护。再次，相邻权的权利效力有限。相邻权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利，只是不动产物权的-种限制或扩张而已，即使可依相邻权维护环境利益，也会由于缺乏直接充分的权源而难以提供有力的保护。

　 其四，地役权制度的不足。地役权的适用范围有限，难以保护基本的环境利益。对于相邻关系中涉及的必要性环境利益，如必要的通风、采光利益，地役权并不适用。地役权的取得需支付对价，这可能不利于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另外，地役权往往受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使用期限或剩余期限的制约，在维护环境利益上具有局限性。

　 （二）环境行政制度“鞭长莫及”

　 环境的公共性、环境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使得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方面或者容易出现“失灵”或者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难以广泛应用，于是，由政府机关来开展环境保护便是最经济、也是最通行的做法。然而，环境利益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次性，需要多元的力量和多维的机制去维护，单纯依靠环保机关的行政监管活动—即使其依法行政、勤勉执法、恪守中立，杜绝一切渎职、滥用、贪污等违法行为一一也难以实现对环境利益的充分和有效保护：

　 其一，环境执法主管范围的不足。尽管根据现行立法，环保机关有对环境保护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的职权，但由于受立法局限性的影响，具体到某些特殊领域和具体事务时，环保机关却无相应的职权。例如，现行环境立法并未赋予我国环保机关对光污染进行监督管理的职权，根据“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权配置原则，对于城市的眩光污染和采光遮蔽的光妨害问题，环保机关无权干预。换言之，根据现行立法，某些环境公益可能被排除在环境行政机关的保护范围之外。

　 其二，环境执法启动条件上的不足。作为环境监管的法定机关，环保机关拥有多项行政权力，如环评文件审批权、责令限期治理的行政命令权、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权等。但是，为控制权力的过分扩张，法律通常规定了权力启动的条件。例如，环境影响轻微的建设项目（如散户养猪）不必启动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再如，只有建设项目排污超标或违反总量控制时，方可启动限期治理程序，环保机关才可对其责令限期治理或责令关闭。问题是即使单个污染源只造成轻微的环境影响，能实现达标排污（包括浓度和总量达标），但若在同一区域存在多个污染源，也会由于污染的累积和复合效应而造成污染事故，以致损害环境公益。[16]对于这些行政合法却客观上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分散型排污者，环保机关却无权责令其限期治理，[17]更无权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其三，环境执法手段的不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通常的环保行政手段为行政许可、行政命令（如责令限期治理）和行政处罚等，暂时还缺乏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约束权，更无行政强制执行权。也就是说，环境执法的强制性相当有限，如即使环保机关做出了责令限期治理和行政处罚等行政决定，若相对人（污染企业）拒不履行，环保机关也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对此的执行率一般较低。再者，抓到了就罚钱，没抓到就继续偷排，已成为企业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处罚限额过低、[18]“一事不再罚”的原则（缺乏按日计罚制度），也无形中滋生和助长了违法企业的嚣张气焰。

　 其四，环境执法功能的不足。依法理，公法和私法是有一定的分工和界限的，行政权不应过多干预私人的自由空间；此外，依法行政的原则也要求对行政权科以必要的限制。例如，环境行政罚款往往受到“上限”的封顶，故对违法企业的罚款，在数量上总是远远少于实际造成的环境损害。再如，行政机关虽然可依申请而处理环境纠纷，但一般不能主动介入纠纷，更不能自行责令相对人一方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申言之，对于环境违法企业，环保机关只能在法定权限的范围内开展行政执法，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但是，对于企业所造成的公共环境损害，却无权运用行政权力，通过行政命令责令其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害、恢复环境、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19]例如，2004年的四川沱江水污染事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约有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而沱江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然而，川化集团只用了1100多万元作为渔业赔偿，100万元作为行政罚款。对于巨大的生态损失，环境监管部门却无权进行补救。

　 （三）环境诉讼制度“爱莫能助”

　 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是实施环境法律、维护环境利益的基本手段，不过，从作用链条以及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功能和分工来看，环境执法为“上游”和“中游”措施，环境司法则为“中游”和“下游”手段，即环境行政执法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交由环境司法来解决。然而，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只有因环境侵害受到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主体才有权提起诉讼。鉴于司法的被动性、准人性、成本性等特征，使得现行司法手段捉襟见肘，不能对环境公益的维护提供后续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