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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当事人的减损义务及费用分担

济源市玉川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与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2007年8月14日，十五局五公司与孔山指挥部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十五局五公司承建孔山道路一期下穿侯月铁路立交桥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十五局五公司根据设计单位变更设计通知变更了部分施工内容，工程量亦随之发生了变更。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孔山指挥部拨付工程款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铁路部门不给施工时间点，十五局五公司为了赶点，不影响工期，改用了商品混凝土，完成了相关施工任务，增加施工费用11.4979万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十五局五公司改用商品混凝土增加的费用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十五局五公司改用商品混凝土是为了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受益方是孔山指挥部，因此增加的费用应由孔山指挥部承担。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由于在施工过程中，上诉人未如约支付工程进度款，从而导致工期延误。十五局五公司为赶工期而改用商品混凝土，防止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且上诉人由此受益。原审判决因“改用商品混凝土”而增加的费用由上诉人承担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所称由此增加的费用应由十五局五公司自行承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案件来源
洛阳铁路运输法院（2010）洛铁民初字第11号，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1)郑铁中民终字第23号
　　
三、基本案情
　　一、2007年8月14日，十五局五公司与孔山指挥部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十五局五公司承建孔山道路一期下穿侯月铁路立交桥工程，该工程铁路中心桩号为K206＋906.3、K205＋973.4，合同总价为1418万元。合同实行总价承包，合同总价中包括铁路慢行影响补偿费、施工配合费、安全代管费等计45万元。合同约定孔山指挥部在合同签订后支付工程总价30%的预付款，以后按每月进度支付，在预制完毕后支付到工程总价的75%，顶进完毕后支付到95%，竣工后支付完毕；工程价款结算方式为“合同价加变更实际数量（包括实际概算遗漏部分）和现场签证根据铁路预算的工程价格结算”。十五局五公司依约组织施工，2007年11月26日完成K205＋973.4立交桥边墙及顶板混凝土工程（预制），2007年12月16日完成K206＋906.3立交桥南侧边墙及顶板混凝土工程（预制）；2008年4月6日完成K206＋906.3立交桥顶进（变更为开挖现浇）工程，2008年4月26日完成K205＋973.4立交桥顶进工程；2008年9月10日，K205＋973.4立交桥竣工移交验收，2008年9月20日，K206＋906.3立交桥竣工移交验收。在施工过程中，十五局五公司根据设计单位变更设计通知变更了部分施工内容，其中K206＋906.3立交桥货场部分向北延长10米，货场部分立交桥施工方式由原设计的顶进方式改为开挖现浇方式，工程量亦随之发生了变更。2008年10月3日，铁道部下发铁建设[2008]182号《关于调整2008年度铁路建设项目材料价差的指导意见》，对调整2008年度铁路建设项目材料差价提出指导意见，规定不再进行材料价差调整的范围限于2007年底前已完成竣工结算的建设项目。经郑州市中豫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鉴定，十五局五公司完成的工程量价款计1665.2072万元，扣除铁路代管费、运输干扰补偿费45万元后，应结算金额为1620.2072万元。截止2009年5月12日，孔山指挥部支付工程款总计1 273万元，余款347.2072万元至今未付。
　　二、在施工过程中，十五局五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将箱涵顶进架空挖孔桩由原图纸中的方桩改为圆桩的施工方案，并提交了实验数据和可行性报告。该施工方案经铁路相关部门及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批准后付诸实施，为作为业主的被告节约费用30.6245万元。
　　三、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孔山指挥部拨付工程款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铁路部门不给施工时间点，十五局五公司为了赶点，不影响工期，改用了商品混凝土，完成了相关施工任务，增加施工费用11.4979万元。
　　四、2007年9月11日，被告玉川管委会未经十五局五公司同意，向铁路部门缴纳了包括十五局五公司承包施工的两座立交桥在内的施工代管费及运输干扰补偿费计90万元。
　　五、在施工过程中，十五局五公司为施工需要，于2007年10月25日和郑州九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向九泰公司购买钢材，并约定了结算方式、期限和违约责任。因孔山指挥部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工程款，导致十五局五公司未能及时向九泰公司结清货款，九泰公司将十五局五公司诉至法院，该案经郑州铁路运输法院调解解决，十五局五公司因未及时结清货款，依据买卖合同中关于“延期付款每月每吨增加100元”的约定向九泰公司增加支付货款49.56313万元，支付违约金24.438495万元，总计74.001625万元。十五局五公司已向九泰公司履行完毕。
　　六、玉川管委会系孔山指挥部演变而来，工程施工期间名称为济源市孔山工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孔山指挥部以济源市孔山工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名义向十五局五公司支付工程款。

四、法院审理　　
原审认为，十五局五公司与孔山指挥部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确定的义务。被告孔山指挥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关于施工过程中箱涵顶进架空挖孔桩、方桩改为圆桩的优化方案节约的费用应当由谁受益问题。原审认为，十五局五公司在施工中根据自身技术能力及经验提出的施工方案是一种合理化建议，也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行为，该施工方案的实施为孔山指挥部节约了建设成本30.6245万元，依据公平原则，双方应当平等共享收益。二、关于十五局五公司改用商品混凝土增加的费用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问题。原审认为，十五局五公司改用商品混凝土是为了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受益方是孔山指挥部，因此增加的费用应由孔山指挥部承担。三、关于十五局五公司应当承担的铁路代管费及运输干扰补偿费数额问题。原审认为，虽然双方所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十五局五公司应承担包括该笔费用在内的一切与本工程有关的费用，但工程概算文件已明确说明十五局五公司承担该笔费用的金额是45万元，概算文件作为工程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孔山指挥部要求十五局五公司承担该笔费用数额超出45万元部分，不予支持。四、关于被告是否应赔偿因十五局五公司对他人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问题。原审认为，十五局五公司为本工程施工需要从九泰公司购买钢材，由于孔山指挥部未及时支付工程款，导致十五局五公司对九泰公司违约，造成十五局五公司增加支付74.001625万元，该损失属于因孔山指挥部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应由孔山指挥部予以赔偿。十五局五公司主张的91.2万元损失金额中超出部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孔山指挥部拖欠的工程款数额计374.01735万元（347.2072+30.6245÷2+11.4979）。因孔山指挥部系临时性机构，其名称已演变为玉川管委会，故孔山指挥部在本案中所负的责任依法应由玉川管委会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济源市玉川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374.01735万元及利息（自2009年5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二、被告济源市玉川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赔偿损失74.001625万元。案件受理费55478元，原告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承担15 644元，被告济源市玉川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承担39 834元；鉴定费110000元由被告济源市玉川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承担。
　　二审法院认为，十五局五公司与孔山指挥部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确定的义务。孔山指挥部拖欠工程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由于本案所涉合同为总价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的工程款结算方式为“按照合同价加变更实际数量和现场签证根据铁路预算的工程价格结算”，且本案所涉工程量已经合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了有效的鉴定结论，一审采信该鉴定结论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所称“原审认定的施工量有误，对于在实际施工中未施工或不存在的工程量，应当予以减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因“箱涵顶进架空挖孔桩、方桩改为圆桩”的施工方案系由十五局五公司在施工中提出并提交了实验数据和可行性报告，该方案应认定为十五局五公司根据自身技术能力及经验提出的一种合理化建议，原审认定由此节约的费用依公平原则由双方平等共享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所称的“‘箱涵顶进架空挖孔桩、方桩改为圆桩’相差的费用依公平原则分配没有法律依据，施工方式变更所产生的收益应属于上诉人所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由于在施工过程中，上诉人未如约支付工程进度款，从而导致工期延误。十五局五公司为赶工期而改用商品混凝土，防止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且上诉人由此受益。原审判决因“改用商品混凝土”而增加的费用由上诉人承担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所称由此增加的费用应由十五局五公司自行承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因本案所涉工程概算文件已明确说明十五局五公司承担“铁路代管费及运输干扰补偿费”的金额是45万元，概算文件作为双方工程施工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对上诉人单方决定超额缴纳部分，原审认定应由其自行承担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所称“原审认定上诉人支付的‘铁路代管费及运输干扰补偿费’超出合同约定部分由上诉人承担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支付的该笔费用虽超出概算，但依双方约定，超出部分属于与本工程有关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五，本案中，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属违约在先；且在被上诉人十五局五公司多次函告催要的情况下，仍拖延支付。十五局五公司是为本案工程需要从九泰公司购买钢材，因不能及时付款而承担违约责任74.001625万元，该损失应认定为系因上诉人违约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该项损失并支付所欠工程款利息并无不当。上诉人称其不应承担该项损失和工程款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一百一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
浅析生效判决的权威性

李俊杰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如某省发布规范性文件规定媒介不得发表与法院判决内容相反的评论，某些媒介发表对某些生效案件的质疑性评论等）引发了法律界和新闻界的争论：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能不能质疑？质疑生效判决是否等同于媒体审判？如何在既确保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监督的权利，又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尊严之间寻求平稳？
　　“媒体审判”应有特定内涵
　　笔者认为，媒体审判的情形确实存在，其主要表现如：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房间夸大某些事实；偏听偏信，只为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对采访素材按照既有观点加以取舍，为我所用；断章取义，甚至歪曲被采访者的原意；对审判结果胡乱猜测，影响公众判断；未经审判，报道即为案件定性，给被告人定罪；发表批评性评论缺乏状况无端指责，乱扣帽子，等等。上述违背法治精神的媒体审判确有升级趋势，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后果，无疑已对司法公正构成一定威胁。
　　但承认存在媒体审判现象，不意味着“媒体审判”这顶帽子就可以随便戴。如果简单地一概而论，认为只要媒体发表了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就是媒体审判，必将导致对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不合理限制。笔者认为，所谓“媒体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诉讼过程中，为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而发表的报道和评论这一概念包括如下要素：第一，应当是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如果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或判决已经作出，进而诉讼（审判）已经结束，则不存在媒体审判问题；第二，媒体主观上有过错，即试图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这种主观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第三，媒体审判的载体主要是报道和评论，进而，读者来信、调查报告、照片、漫画及电视影像——即媒体所有的传播方式都有可能表现上述主观过错。
从上述概念出发，在尚未进入法律程序，即立案前，和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尤其是终审后发表的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不应视为媒体审判。
　　司法既已判决 何来媒体审判？
　　所谓司法公正，很大程度表现在判决结果上。如果判决尚未作出，媒体即发表文章对其公正性表示质疑，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判都没判，你怎能认定公正或不公正？所以判决作出之前，媒体一般应只作客观报道，而不宜渲染和评论。但判决已经作出特别是终审判决已经作出，媒体发表有关报道和评论便不再能影响判决结果了。既然导致媒体审判的原因已经消失，却仍然将媒体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视为媒体审判，又是为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媒体有关司法活动的许多报道不平稳，某些评论也不公允，统统视之为“媒体审判”，有利于掏媒体对司法权威的损害。笔者以为，报道不平稳偏听偏信，评论不公允、搞人身攻击、乱扣帽子，这并非司法报道所独有。这种现象在媒体其他类型的报道中也存在，它是中国新闻界的常见病，只不过在司法报道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罢了。既然不是司法报道的独有现象，怎么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将“媒体审判”的帽子一戴了之？难道媒体针对其他题材的报道就可以不平稳，针对其他题材的评论就可以不公允吗？当然不是。可见，减少或预防这类非职业化行为的出路是加强培训，让媒体人真正认识平稳报道和公正评论的价值树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意识，学会司法报道的规则和技巧，规范从业行为，而不是简单地出台一纸规范，要求媒体“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
　　必须承认，“媒体审判”是媒介的不良行为，必须避免和校正。但新闻媒体不仅对维护司法公正负有责任它也是人民言论自由的重要载体。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以窒息批评之风。所谓言论自由，很大程度表现为表达意见的自由，进而是批评的自由。在这方面，新闻评论承载着巨大的责任对于生效判决，可以不服，可以申诉，但是必须执行——法律划定的究竟如此科学，它告诉人们：法律作为强制性规范，必须控制、也只能控制人的行动，却不能规范人的思想，公民有权依法表达不同意见。如果对于司法的判决，未生效者不可以批评质疑，生效了仍然不可以批评质疑，那么不同意见什么时间、通过何种管道表达呢？假如抱定如此信念：我的判决就是说一不二，不能不执行，也不能表示怀疑，更不能提出批评，那这究竟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合理规则呢，还是军事组织铁的纪律？是司法公正呢？还是司法专横？
　　司法权威靠什么保障
　　毫无疑问，司法的权威和尊严必须维护。依笔者之见，司法权威的确立，从宏观上看，有赖于司法体制改革，真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根本的出路。从微观上看，主要应从两条线上努力：
　　首先是法官应当将判决书写好，靠严密的逻辑，充分的说理对败诉者所有的争辩理由一一给予回答，让其心服口服。人们常讲西方法官是“笼中金丝雀”，是一群与外界隔绝的贵族，判决作出后，不且顾及各方反映。能够如此自信，除了法官们言出法随的稳固地位外，也因为判决书说理充分，以致许多判决书本身就是优秀的法学著作或论文，从而长久地尤为法学院的经典教义。他们所以能够远离媒体的关注，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法律理念和判决理由完整而浅析地表达在判决书中了。人们有什么不明白，就去看判决书吧！相比之下，我国法官的判决书还大有改进和提升的余地。法官们常常于判决之后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判决理由，有时还就判决内容与持不同意见者公开争论，那为何不努力将判决书写得无可争辩呢？
　　其次是重视社会各界对判决的建议和意见，这是确保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一剂良药。讨论分析判决的利弊得失，甚至对判决的某些内容提出质疑，这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不是一个性质。是不是只要媒介发表了对判决的质疑，司法就一定要改判呢？非也。如果舆论表达的意见在法律上全无意义，司法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司法自有一套专业化的思维理念和动作模式，完全不必为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舆论所左右。问题在于，媒介发表的针对判决的评论常常出自专业人士的深入研究，富有建设性，它对普及法律知识，对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审判水平，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可以质疑，不可以批评？媒体发表的质疑和批评将促使法官们将判决书写得无可置疑，无可批评，使之足以面对事实和法律，足以面对历史和未来，于是司法的权威不言自明，最终获益的将是全体公众和整个社会，而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的目的不正在于此吗？
　　有必要说明的是，鉴于司法公正对社会正义的特殊意义，媒介上对于判决的质疑和批评有必要总量控制，不宜过多过滥，相关文章也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讲究表达技巧，这是对媒体机构社会责任感和判断能力的综合考验。这类文章应当是说理的，而非简单地宣泄不满情绪；应当是善意的批评而非恶意的讽刺、挖苦、奚落、嘲笑。所谓善意的批评，应当对事不对人，批评内容严格限制在判决书的范围之内，切忌东拉西攫，避免针对法官的学识、品格，更不能搞人身攻击，乱扣帽子。善意的批评常常富有建设性——不仅指出这样做是有缺陷的，或者是错误的，还会指出更好的选择是什么，或者正确的是什么。这样的质疑或批评即使尖锐，仍未超出公正、公允的范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属于正常的舆论监督和媒体审判完全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