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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水利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农业综合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农业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要举措，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措施。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创新机制，加强管理，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的工作水平和成效，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小康建设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将《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并将贯彻落实情况于2004年2月底之前报我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财政部 2003年12月3日）

　　为贯彻落实新一届政府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第一次联席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创新机制，加强管理，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水平，现对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为重点，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着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和农村改革要求，适应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完善投资政策，加强科学管理，创新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水平。
　　二、严格控制开发范围，突出开发重点
　　（一）以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为重点
　　农业主产区是指农业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能够提供较多粮、棉、油、肉、糖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集中产区。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主要靠农业主产区支撑。农业综合开发以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为重点，有利于提高全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农业主产区农民的收入。
　　1、进一步界定农业主产区及粮食主产区的范围。依据各地主要农产品的产量等主要指标，并参考有关部门的界定办法与范围，确定黑龙江（含省农垦总局）、吉林、辽宁（不含大连）、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不含青岛)、江苏、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新疆、广西、云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17个省级单位作为农业综合开发的农业主产区，其中前13个省级单位为粮食主产区，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棉花主产区，广西、云南为糖料主产区。各省（区、市）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研究确定重点开发的市、县。
　　2、进一步明确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业综合开发的任务。农业综合开发以中低产田改造为重点，特别是要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中低产田改造，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建设优质、高产、稳产、节水、高效农田，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坚定不移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农业区域比较优势，积极培育和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大力扶持辐射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与农民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不断增加主产区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
　　（二）以农产品优势产区为重点，积极支持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
　　1、优势区域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县，要参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确定本地的优势农产品和产业，紧紧围绕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统筹安排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重点扶持优势区域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优势农产品生产提供条件。对位于优势区域内项目县申报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同等情况下给予优先扶持。
　　2、《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以外的地区，也要围绕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品和产业安排项目。
　　（三）整合项目
　　1、根据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任务，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整合为土地治理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两类。从2004年开始，不再单独设立专项科技示范和农业现代化示范项目。同时，整合现有中央农口部门项目，原则上一个部门内只保留1-2类项目，分别纳入土地治理和产业化经营项目范畴。
　　2、在两类项目中，以土地治理项目为重点，下设中低产田改造、生态综合治理、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3小类项目。土地治理项目必须适应优势农产品生产的要求，根据“统筹规划，集中投入、连片开发”的原则，按灌区、流域或某一相对完整连片的耕地进行全面规划，其整体建设任务可分年连续实施。项目建设要突出解决制约当地农业生产的关键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严格控制项目个数，每个项目县每年原则上只安排1-2个项目。
　　3、将多种经营项目更名为产业化经营项目，下设产业化龙头和多种经营两小类项目。产业化龙头项目扶持的重点是国家级、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农产品加工、产地批发市场及储藏保鲜项目。多种经营项目扶持的重点是经济林及设施农业种植基地、畜牧水产养殖基地项目。
　　（四）严格项目县的管理
　　1、对现有的项目县（含农场，下同）实行总量控制，原则上不再新增项目县。除对农业主产区少数开发潜力比较大而至今未纳入开发范围的农业大县，可作为特例予以考虑以外，今后原则上不再新增项目县。
　　2、对因项目和资金管理中存在违纪违规问题，造成工作损失或恶劣影响的项目县，要视情节暂停或取消其项目县资格，并且不准因此新增项目县。
　　3、允许各省（区、市）在保持项目县总数不变的前提下，采取“末位暂停”等办法，对少量项目县调进或调出，实现奖优罚劣，动态管理。
　　4、建立项目县“退出”机制。对已基本没有开发潜力的项目县，要退出开发范围。
　　三、改革和完善资金投入政策
　　（一）加大对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投入力度
　　从2004年起，每年将中央财政新增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80%以上，集中用于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但对列入农业主产区的省份，要根据其管理情况和财力状况区别对待。同时，中央农口部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也适当向农业主产区倾斜。各省（区、市）在财政资金安排上，要向重点开发市、县倾斜。
　　（二）调整地方财政配套政策
　　1、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实力，科学合理地确定各地区地方财政配套比例。进一步降低农业主产区和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资金配套比例，并根据各省（区、市）的财力状况区别对待。
　　2、在总体调低地方财政资金配套比例的前提下，突出解决地、县两级财政困难，减轻其配套压力。取消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配套任务。
　　3、从2004年起，选择部分省（区）进行财政资金“倒配制”试点，即：根据试点省（区）已经安排落实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结合贯彻落实政策制度和项目实施情况、当年项目准备情况等，确定中央财政资金投入规模。
　　（三）改革和完善财政有偿资金政策
　　1、调整确定各类项目的财政资金有无偿比例。土地治理项目进行的是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公益性较强，适应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取消土地治理项目现行10%的有偿资金投入，实行全部无偿投入。中央财政有偿资金集中用于产业化经营项目，但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化经营项目，也要分类确定中央财政资金的有无偿比例。适当降低种养业项目的有偿资金比例。
　　2、逐步化解财政有偿资金债务风险。完善财政有偿资金呆坏帐核销机制，每年根据实际发生额核销一部分呆坏帐。今后不再实行延期还款，以防债务风险的积累加剧。摸清地方各级财政用垫付、抵顶等方式偿还有偿资金的实际情况，通过部分核销方式挤出已回收有偿资金中的水分，真正做到“上清下也清”。
　　（四）制定和完善财政贴息政策
　　在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资金中单独设立贴息资金，对产业化龙头企业利用银行贷款，给予贴息，凭利息单报帐。
　　（五）因地制宜制定项目建设标准，逐步提高单位面积投资标准
　　项目建设标准要体现南北方差异，平原、丘陵、山区的差异，不同产业发展需要的差异。逐步提高单位面积投资标准，将项目区建成适应主导产业发展需要、较高标准的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允许在已建项目区的基础上重新立项，进一步重点建设适应优势农产品生产要求的基础设施。
　　（六）完善农业综合开发农民筹资投劳政策
　　继续督促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03]12号）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农民筹资投劳管理暂行规定》，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并进一步完善农业综合开发农民筹资投劳政策。
　　四、制定和完善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政策
　　（一）完善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
　　1、采取灵活多样的扶持方式。按照龙头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民直接受益程度等因素，分别采取贴息、补贴、投资参股、借给有偿资金等灵活多样的扶持方式。同时，土地治理项目也要紧密围绕龙头企业进行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
　　2、明确申报条件。坚持扶大扶优扶强的原则，申报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龙头项目的企业，必须是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同时还需具备：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经营期2年以上，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有较强的自筹资金能力；资产负债率小于70%，银行信用等级A级以上；开发产品市场潜力大，竞争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与农户建立了合理的、紧密的利益分配机制；企业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管理机制。项目申报须附有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3、完善监管机制。把对龙头企业的积极扶持与严格监管结合起来，加强项目立项评审工作和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管工作，防止企业多头申报项目，严防资不抵债、经营业绩不良和不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的企业，骗取国家财政资金。
　　（二）制定和完善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专业协会的扶持政策
　　1、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重点扶持以产品或产业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允许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项目主体申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对符合立项条件的项目，要一视同仁乃至优先予以扶持。扶持的条件是：优势产业明显；具有法人资格；经营管理规范；与会员建立起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
　　2、对农产品专业协会，重点扶持其开展科技推广、技术培训、营销服务等；对其承担某个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技术培训、科技推广任务，允许用该项目的科技推广费给予相应补贴。
　　五、加强科学管理
　　（一）明确各级农发办事机构工作职责
　　按照权责统一、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农发办事机构的工作职责。国家农发办要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以宏观管理为主，负责农业综合开发方针政策及规章制度的制订及监督检查，组织开展重大问题调研等。地方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贯彻落实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各项政策制度，具体负责加强项目和资金的管理。
　　（二）发布项目立项（招商）指南
　　从2004年起，国家农发办于每年上半年，向各省（区、市）发布下一年度项目立项指南，明确项目申报的指导思想、重点建设内容及其他相关要求，以利于各地组织申报项目。其中对产业化龙头项目，要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招商指南，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择优立项。
　　（三）改革下达投资控制指标的方式
　　国家农发办每年分别下达土地治理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的投资控制指标。同时，将产业化经营项目投资控制指标由指令性变为指导性，根据项目准备及评审情况，确定各地产业化经营项目投资规模。一省（区、市）指导性指标如有结余，大部分指标可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少部分指标留在本省（区、市）转用于土地治理项目。
　　（四）改进项目评审工作
　　合理划分国家、省两级项目评审权限。国家农发办负责少数重点项目的评审，其他项目均由省级农发办和中央有关部门农发办负责评审。坚持专家评审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探索项目申报单位答辩的评审新模式。按照谁评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严格的评审责任制。产业化经营项目的部分评估审定权限下放到省级农发办后，必须相应完善制约监督机制。
　　（五）改进项目计划审批方式
　　1、国家农发办继续审批各省（区、市）土地治理项目计划，但要进一步简化审批内容。国家农发办审批少数重点产业化经营项目计划，其他产业化经营项目计划由省级农发办审批并报国家农发办备案。
　　2、规范项目计划的调整事项。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切实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评估论证工作，避免项目的调整、变更和终止等事项。如在建设期内确需调整项目计划，须按规定报经批准，由国家农发办评审的或项目财政资金超过规定额度的项目计划调整，需报国家农发办批准；由省级评审的需报省级批准并办国家农发办备案。确需调整的项目计划，最晚应在项目立项的次年6月底之前报国家农发办审批或备案，严禁随意或无限期地调整项目计划。
　　（六）完善项目监管
　　制定并推行项目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项目和资金公示制、法人负责制，加强项目效益监测，利用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参与项目检查、验收。完善建后工程管护制度，明确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七）规范资金管理
　　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分配的综合因素法。各级农发办都要加强对下一级农发办工作绩效的考核，将财政资金的投入与工作绩效考核情况挂钩，向工作先进地区倾斜。严格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帐核算、专款专用。严格推行规范的县级报帐制。从2004年起，对不实行县级报帐制的项目县，取消其项目县资格。总结部分省（区、市）委托银行放款试点的经验，改进和完善委托放款的办法，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建立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违纪违规资金处罚制度。
　　六、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机制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按照“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开发”的原则，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手段，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及社会各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真正建立以农民为主体、政府辅助和引导、社会各方参与的运行机制。
　　（一）完善以农民为主体的机制
土地治理项目的确立，要以“农民要办”为前提，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采用民主的方法，多与农民商量，努力把一家一户农民想办但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办实办好，让农民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产业化经营项目的确立，要以能带动农民增收为前提，让更多的农民从中受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要更多地吸收农民工参与，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项目和资金的管理，要实行公示制，自觉接受项目区农民群众的监督。
　　（二）完善自我积累、滚动开发机制
　　1、用于土地治理项目的财政资金，总体上视为国家对农民的补助，但对有一定经济效益的机电井、苗圃及其他单项工程，要通过移交、拍卖、租赁、承包等方式，及时明晰产权，并将资产收益用于工程运行管护或继续用于滚动开发，确保项目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2、产业化经营项目要积极探索经营性开发方式，即将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以参股形式投入产业化经营项目，逐步形成用国有资产运营收益继续用于开发的自我积累、滚动开发机制。拟从2004年开始进行试点，今后要根据投资参股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参股试点的范围和比重。
　　（三）完善财政资金的引导机制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扩大贴息规模等方式，吸引金融资金；凡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等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兴建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效益，并能带动农民致富项目的，可通过补贴、贴息等方式引导和鼓励，逐步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多途径的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格局。
　　（四）形成资金配合机制
　　积极探索农发资金、扶贫开发资金、农业生态建设、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相互配合、统筹安排的投资机制。
　　七、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一）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作表面文章，坚决杜绝形象工程，要从项目区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为老百姓真正办点实实在在的事。
　　（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如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等，建立起社会各界及项目区农民群众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监督渠道。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及时调查，秉公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让群众满意。
　　（三）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努力践行“三个代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难，办群众之所盼，与民亲，分民忧，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困难，让项目区广大群众切实享受到农业综合开发的成果，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靠实实在在的工作，在老百姓的心中树立丰碑。


挪用“未还”问题探讨

□陈世炎 黄任泉


【关键词 】 挪用行为 超过三个月 案发前 未还 归还
【内容提要】挪用案件侵犯了财产的使用权，由于理论界对如何理解挪用“超过三个月未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处理较难把握，本文对比不同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且提出挪用行为应当始于公款或单位的资金被犯罪嫌疑人挪作他用即由原来的单位使用改变为个人私用，而终于犯罪嫌疑人将挪用的公款或资金归还单位即由个人私用恢复为单位使用，只要案发前犯罪的形态没有改变，就不应以其作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对案发后未还的时间仍应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

近日，在研究一起挪用资金案件诉与不诉的问题时，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案情是这样的：2002年6月份，胡某受聘一供电所电工，负责该供电所辖区一村的用电安全、抄表及收费工作。期间,胡某先后将所收的电费用于个人购房等。经供电所财务与胡某核对，截至2003年3月底，由胡某经手收取应缴但未缴给供电所的电费115000元。随后，胡某外出失去联系，供电所人员多次找其未果。2003年6月中旬，胡某电话委托其妹将房子卖出后归还供电所55000元。2003年9月24日，供电所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04年1月2日决定立案侦查。2004年3月15日，公安机关向胡某的妻子提取剩余的赃款60000元。
虽然 1997年刑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6日颁布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但是，无论是刑法理论还是刑事实务，仍一直在沿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9年11月6日颁布的确《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特别是对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中的“超过三个月未还”应作如何理解存在众多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两高解答中“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行为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应为案发时即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时，只有在此前挪用未还的时间才能计入挪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时间，而此后未还的时间应属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对其追缴赃款的时间，不应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持这一观点的人直接引用两高解答,未对其条文前后的语义予以全面而必要的理解。按这一观点，胡某虽有利用经手收取电费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电费挪归个人使用的行为，至2003年3月底供电所与其核对发现而案发，但其在2003年3月前从何时开始挪用，至案发时即2003年3月底前“未还”的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无法查清，全案确实难以认定，应作存疑不起诉。
第二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时间后限，“是指从挪用时到被追查，时间已超过三个月”。挪用案发后未必就立即被有关部门追查，以时间期限计算，“案发前”不等于“追查前”。如果将时间后限限制在“案发前”，则“案发后”至“追查前”这段时间呈现空档，这段时间归还所挪用公款的行为无法适用法律①。持这一观点的人将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被追查时，但因对何时为追查时，以谁为追查主体没有明确，实践中仍难以把握。如本案，如果以供电所发现并追讨为追查时即2003年3月底，则无论胡某是否归还其行为都难以认定为犯罪应作存疑不起诉；而如果以司法机关的立案侦查为追查时即2004年1月2日，则对胡某挪用的115000元应全部认定为犯罪并起诉。这种以追查时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在实践中随意性很大，会出现供电所越早报案公安机关越早立案侦查胡某越有可能在不归还的情况下不构成犯罪的现象。
第三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立法规定表明，挪用公款在三个月期限内已退还的，不构成犯罪。但是只要行为人挪用公款未还，期限超过三个月的，就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至于未还期限超过三个月以后，挪用人还与不还，自愿还与强制还，已不是罪与非罪的法定界限，而是量刑问题了②。持这一观点的人显然没有将行为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案发时即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时，而是以挪用行为人实际归还的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依据这一观点，胡某在2003年3月底前已经利用自己经手收取电费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电费115000元挪归个人使用，尽管挪用的起始时间无法查清，但至少可以从供电所财务与其核对时即从2003年3月底开始计算。除2003年6月中旬委托其妹将房子卖出后归还的55000元确实无法查明并证实其被挪用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未还，可作存疑不起诉以外。对于其余至2004年3月15日才归还的60000元，应认定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并应予以起诉。
第四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的“未还”，是指一审宣判前未还③。这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大同小异,只不过是将“追查前”的时间明确在一审宣判前而已，这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相同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以有罪起诉而法院作无罪判决的矛盾。根据这一观点，本案在公安机关向胡某的妻子提取剩余的赃款60000元后，应视为在一审宣判前归还，对胡某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
对比上述四种观点不难看到，对于同一案件事实用不同的理论去指导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这在实践中容易造成执法上的混乱。有必要对挪用“未还”这一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重新的审视并给予必要的明确。在上述不同观点中，笔者赞同以实际归还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终止时间的观点，理由是：
第一，挪用行为侵害了财物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其权能从财物被挪用时起即告丧失，至归还时恢复。
“挪用”，按字面解释，“挪”即移动，“用”指使用，“挪用”就是指移作他用，即改变事物的本来用途，转移作其他用途。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把原定用于某方面的钱移到别的方面来用；二是私自用（公家的钱）④。挪用罪中的挪用，正如以上所述，从立法原意、该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体例及其侵害的客体三个层面来看，其含义是私自用（公家的钱）。而“还”也有两层含义，一是返回原来的地方或恢复原来的状态；二是把借来的钱或物还给原主⑤。未还有三种情况，一是因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而造成未还；二是因行为人的主观过失，而造成未还；三是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造成的未还。但无论上述何种原因造成的未还，只要挪用人实施了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退还的行为时，即视为“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挪用行为⑥。三个月是衡量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时间标准。只要超过三个月并在三个月内未还的，即可构成犯罪⑦。挪用罪因是私自用（公家的钱）不存在借，“还”在条文中只能作恢复原来的状态的理解。因此，“挪用公款或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其挪用行为应当始于公款或单位的资金被犯罪嫌疑人挪作他用即由原来的单位使用改变为个人私用，而终于犯罪嫌疑人将挪用的公款或资金归还单位即由个人私用恢复为单位使用。只要这一时间跨度超过三个月就应认定挪用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第二、挪用犯罪是刑法理论中继续犯的一种，犯罪终止的时间应为归还的时间。
挪用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继续状态，具有行为的单一性、时间的持续性和客体的统一性，符合继续犯的特征⑧。犯罪的形态始终都处于不间断的状态即被挪用的公款或资金从一开始就一直处在被犯罪嫌疑人控制并使用的状态，并未因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的发现而改变，侵害行为也没有因为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的发现而停止侵害，其犯罪的形态只有在犯罪嫌疑人将挪用的公款或资金归还单位即由个人私用恢复为单位使用或者是被挪用的资金〈在这里仅指独资企业〉虽未归还但得到了所有权人的同意由先前的挪用行为转化为欠款债务的情况下才改变，如某个体私营公司驻省外的业务代表许某，将平时收取的货款挪用，至年终结帐时仍有65000元无法归还，公司总经理考虑到许某的业务能力，允许其欠款并分期归还，在这种情况下，许某挪用的犯罪形态得以改变。因此，第一种观点以案发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的终止时间，将案发前的未还的时间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而将案发后实际还未还的时间归属于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追缴赃款的时间不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显然不符合刑法关于继续犯的理论。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同属继续犯中的非法拘禁案，是否同样也可以将案发后公安机关解救人质的时间不计入非法拘禁的时间，这值得商榷。
第三、以归还的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利于对国有或私营企业财产的保护。
正如前述，挪用行为一旦实施对财物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权的侵害即告开始，至归还时才恢复。挪用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其侵害的时间越长，社会危害性越大，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当越重。而且，如果不将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实际归还的时间，在实践中还会出现挪用行为人只要在三个月内将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的行为主动向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报告，则其挪用行为无论持续多久,也无论最终是否归还，永远都无法受到刑法的追究等规避法律的现象。这将造成很大的司法漏洞，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不利于对国有或私营企业财产的保护。如：李某系某机关财务科长，2003年3月25日，应其朋友运输个体户朱某的请求，将其保管的帐外资金120000元私自借给朱某建房，朱某承诺两个月内归还，后因朱某的运输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朱某被刑事拘留并被判赔偿20万元，朱某之妻向李某表示暂无法归还120000元，同年6月15日，李某将自己挪用公款的事情向单位的领导交代并表示会尽快还上，单位领导责令其立即归还，同年6月20日因群众举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但李某至今都未归还。
第四，对刑法司法解释条文的理解应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超出刑法立法原意,但不能超出刑法用语可能的含义，这是合法性原则对刑法司法解释的具体要求⑨。而刑法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要合乎法理、人伦常理和社会发展需要之理⑩。对两高解答的理解同样应在这两个原则的框架内进行。
首先，无论是刑法条文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未明确将挪用行为的终止时间界定在案发前〈即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因此，不应直接就将两高解答中所称的案发前定义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
其次，两高解答是针对“挪用公款罪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在处理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所作的解答，其解答的前提条件是“有罪应如何处理”而不是“如何认定挪用公款罪”，结合该条文前后的语句对其含义应作“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的理解，也就是说在同样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情况下，在案发前是否归还是处理和不处理的关键，案发前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处理，案发前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不处理。而不能作“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超过三个月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未超过三个月未还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案发后未还的时间不计入挪用的时间”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罪与非罪的理解，显然曲解了两高解答的应有之意，并且，对两高解答作此理解其结果会造成如前述的司法漏洞，也违反了刑法司法解释合理性之原则。
再次，高法解释与两高解答存在明显的区别：⑴、两高解答是针对“挪用公款罪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在‘处理’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所作的解答，而高法解释是针对“挪用公款罪，应区分三种不同情况予以‘认定’”的解释；⑵、两高解答“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而高法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挪用正在生息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给国家、集体造成的利息损失应予追缴”。“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因此，从高法解释中可以明确得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未超过三个月归还，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超过三个月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和“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三种涵盖挪用公款归个使用，数额较大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全部情形的结论。显然，高法在解释挪用公款罪的认定时没有将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案发前，只将案发前是否归还作为量刑的情节而不再作为定罪的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只能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对两高解答和高法解释作出正确的理解和适用。


①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新罪评释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 年版，第816页
②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③参见卢铁峰编著：《重点新罪名适用精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④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939页
⑤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549、472页
⑥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页
⑦参见张穹主编：《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精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⑧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49--651页
⑨参见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⑩参见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