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上一篇: 关于铁路建设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下一篇: 关于印发《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7号)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5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10月17日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科普），是指用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他组织和公民从事科普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科普工作是公益事业,是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教兴省的一项战略任务。

　　科普工作的对象是全体公民，重点是青少年、农民和工人。

　　第五条　科普工作应当坚持科学态度，反对迷信和反科学、伪科学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科普为名传播不健康、不文明的行为方式、进行其他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不得将违背科学原则和科学精神的主张和观点，作为科普知识传播和推广。

第二章　组织和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科普工作的领导，将科普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科普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作为创建文明单位的考核内容。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政府主管领导负责，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参加的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第八条　科普工作联席会议负责协调本地区的科普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议科普工作总体规划；

　　（二）研究确定科普事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

　　（三）审议科普工作年度工作要点；

　　（四）促进各部门及全社会支持并参与科普工作；

　　（五）协调本地区和部门间的科普工作；

　　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级以上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第九条　县级以上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是科普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科普工作总体规划，实行政策引导，进行监督检查，并组织实施本条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并实施本部门的科普工作计划，并根据各自的职责，做好相关的科普工作。

　　第十条　科学技术协会应当发挥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的作用，参与制定本地区科普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实施计划，为政府科普工作决策提供建议。充分利用并发挥其科普网络和组织优势，加强对所属团体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科普工作的组织管理与业务指导，鼓励并支持科技人员进行科普研究和科普创作；组织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社会性的科普工作。

第三章　青少年、农民和工人科普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发挥中小学校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将科普教育纳入素质教育内容，并安排一定的教学时数，在校本教材和乡土教材中适当增加科普内容。

　　第十二条　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制定科普教育活动方案，组织学生参加科普兴趣小组、科技创新大赛、具有科普内容的夏令营、冬令营和小发明、小创造等活动。

　　第十三条　中小学校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学生参观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教育基地。

　　具备开放条件的国家和省重点实验室应当定期向青少年免费开放。

　　第十四条　中小学校应当设立专职或者兼职科普辅导教师，提供科普读物，保证必要的讲座时间，并定期组织培训。

　　第十五条　科技、教育、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应当有针对性地向青少年推荐科普课外读物，组织有关专家编写适合青少年特点的科普课外读物，并向青少年优惠提供。

　　图书、电子、音像出版部门应当将青少年科普读物纳入出版计划，保证每年制作和出版一定数量的符合青少年特点的科普图书、电子和音像制品。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单位，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制定并组织实施农村科普工作计划。

　　社会各界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参与并支持农村科普工作。

　　第十七条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为农民科技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农民科技节期间，组织开展农民科技竞赛、举办农业科技讲座等活动。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应当发挥乡（镇）科普组织的作用，根据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围绕科学生产、文明生活，开展科普活动。

　　乡（镇）、村文化站（室）、广播站应当宣传科学、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应当利用自身优势，为农民提供科技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指导等服务。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及科学技术协会应当组织农业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其他涉农单位，开展面向农民的农业科技培训，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并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开展进城务工农民的技能培训。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及科学技术协会应当定期组织乡（镇）农业技术干部培训，扶持并发挥重点科技示范户、种养殖大户等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科技、卫生和农业等有关部门每年应当开展以文化、科技、卫生和农业等为主要内容的下乡活动，并落实经费，制定奖励、考评等相关制度。

　　文化、科技和农业等有关部门应当每年根据农民需要，组织捐赠科普图书，放映科技电影，演出文艺节目，举办农村实用技术讲座、咨询、培训等活动，并协助建设农村文化、科普图书室。

　　医疗卫生单位应当每年组织医务人员向农民开展医疗保健咨询等服务，宣传疾病防治、优生优育、健康保健等知识。

　　第二十二条　科学技术协会应当协助政府组织科技人员开展科普之冬活动，并组织有关单位开展科普大集和科普村镇建设等活动。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工会和产业工会组织应当组织职工开展以提高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重点的科普宣传教育活动。

　　第二十四条　各级工会组织应当利用现有的文化宫（馆）、职工干部培训学院（校）、技术交流馆等场所开展职工技术创新、技能培训、技术推广等科普活动。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当结合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和新工艺推广应用，组织职工技能培训，普及与生产经营、职业卫生、安全防护等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提高生产技能。

　　第二十六条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创办行业博物馆、科技馆，建立科普组织，开展科普活动。

第四章　社会责任

　　第二十七条　普及科学技术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各界应当参与和支持，提倡公民参加科普活动。

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科普事业。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事行政部门应当将科普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内容。

　　各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根据培训对象的需要，开设现代科技基础知识课程或者举办科技知识专题讲座。

　　第二十九条　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每年参加一次以上的现代科技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科普学习讲座。

　　第三十条　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社会团体应当根据科普工作规划和计划，并结合职工、青少年和妇女的特点开展科普活动。

　　第三十一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综合性互联网站应当开办固定科普宣传栏目，制作科普节目，在科技活动周和重大科普活动期间应当免费播放科普公益性广告。

　　综合类和自然科学类报纸、期刊应当开设科普专栏、专版，宣传科普知识。

　　影视生产、发行和放映单位应当制作、发行、放映科普影视作品。

　　第三十二条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应当组织科技工作者和教师、学生开展科普活动。

　　具备开放条件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向公众开放具有科普功能的陈列室、生产车间、实验基地、实验室和其他场地、设施。

　　第三十三条　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重大产业化项目，项目承担单位或者项目负责人应当根据项目特点，开展相关科普宣传。

　　鼓励省科学技术奖的申报人提交相关的科普成果。

　　具备开放条件的省重大建设和技改项目完成后，应当提供向公众开放、通俗易懂的科普宣传模型和展示等。

　　第三十四条　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气象站、公园、医院、商场、车站、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结合自身的业务和特点，面向公众开展经常性的科普宣传。

　　第三十五条　大型洽谈会、博览会、重大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的承办单位，应当利用场馆和设施设置相关的科普宣传内容。

　　第三十六条　居民委员会应当利用所在地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资源，定期向居民开办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婚育知识、公共安全、节约等贴近百姓生活的科普讲座，并设置固定科普画廊、科普宣传板，开展创建科普文明社区活动。

　　第三十七条　鼓励大学生、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各种科普志愿活动。

　　第三十八条　每年五月的第三周为全省科技活动周。社会各界应当根据全省科技活动周的主题开展科普活动。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逐步增加对科普经费的投入。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安排一定的科普经费。

　　提倡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开展科普活动。

　　科普经费和社会组织、个人资助科普事业的财产，必须用于科普事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克扣、截留、挪用。

　　第四十条　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及有条件的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场馆、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并加强对现有科普场馆、设施的利用、维修和改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现有的科技、教育、文化等设施和场所，做好科普工作。

　　第四十一条　利用政府投资建设或者享受政策优惠的博物馆、科技馆、青年宫、少年宫（中心）、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场馆不得擅自改作他用。对青少年、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及残疾人应当免费或者优惠开放；科技活动周期间及重大科普宣传日应当免费向社会开放；经费困难的，同级财政应当予以补贴，使其正常运行。

　　第四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省外、境外博物馆、科技馆到我省布展、巡展；向青少年、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及残疾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第四十三条　获得县级以上科普奖项或者具有科普创作成果的，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中，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科普组织和科普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科普组织，提高科普工作者待遇，改善科普工作者条件，依法维护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鼓励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自主开展科普活动，依法兴办科普事业。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协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对在科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履行法定职责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

　　第四十七条　以科普为名传播不健康、不文明的行为方式、进行其他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骗取财物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克扣、截留、挪用科普财政经费或者贪污、挪用捐赠款物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归还，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擅自将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改为他用妨碍开展科普活动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科普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法院 魏齐富

内容摘要：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详尽规制，不应是原则性的条款表述，而应以规则性条款加以规定，以便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在宪法实践中的具体援引和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确认宪法对公民直接效力和确认宪法对公民受侵犯而予以直接救济，已成为法治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上将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视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的潮流下，我国宪法也应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作出必要的回应。
关键词：
公民权利 国家权力 直接效力 宪法诉讼

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在排序上均次于国家机构，说明这三部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轻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首次提到国家机构的章列之前，应该说，“八二”宪法对公民规定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也表明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以宪法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律化。公民地位排在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
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告，公民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人人平等而具有的、不可消灭的权利。同时也要求“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1)亦是言，权力来源于民众，现代国家从法律意义上说，应当是民众选举代表，组成国家，由民众集体授权给国家，以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和执行社会公共意志，维护民众的正常有序的生活。从这点出发，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八二”宪法以前的三部宪法，均推崇国家权力至上，忽视并规避对公民权利切实保障。明显的漏洞即在于，政治活动中张扬和宣示主权在民，但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拥有主权的民众却被无数次愚弄，“主权在民”仅成为少数人玩弄宪法的招牌而已。其实质即国家权力远远高于公民权利，这在宪法的排序上即可看出。
“八二”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大幅度提升，表明“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2）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主权，按法律精神而言，权力是为实现权利而由权利派生的。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至上性正是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和根本。当然，公民权利的天赋性和至上性决定其为宪政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它是宪法制定和实施的终极目的。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制，但对公民权利的范围却没有加以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
宪法对公民权利范围的规制，应该体现“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不应仅仅只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派生和廷伸：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只注重宪法的成文化条款所赋予的权利，未成文但根据天赋和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但是，法律的成文化不能涵盖法律精神。所以，成文条款之外的权利在受侵犯后，应当得到宪法的直接或间接救济。
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3）当然，宪法规范的明确性主要应以规则来体现，并且只有规则才能做到肯定、明确。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保障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化。宪法对公民权利不作具体规定，而只以“确认原则为限”，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会是一句空话，而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制止和惩处。
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以原则性为主，并且在立宪、修宪时就以原则性为指导思想，导致我国宪法中原则性规范过多，公民权利的规制也不例外，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及时救济，应当以规则性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也是确定合宪与违宪的唯一标准。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权利和权力的次序关系，若果对二者的孰先孰后存在模糊或者有意规避，对探讨公民天赋权利的保障毫无益处。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明确而正当的宣示，即意味着对传统“人治”权力毫不客气的限制。尤在现代法治理念国家的运行过程中。更加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操作性和公民权利的有限妨害性。
宪法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之于它代表着组成国家的基本元素即公民的无尚权利和利益，是对公民存在价值合法而正当的肯定。亦是言，对国家机关无限权利的否定，它承载着公民天赋权利能够实现而且应当实现的法治精神。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具体表现。立宪正是为了明确界定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和力度，从而赋予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大部分领域的权利，以及公民在授予国家权力时所保留的自然权利不被侵犯。
当然，要使公民权利得到善良有序地行使，并作为国家机关正常而健康运行的一个内容，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则成为立宪及司宪的根本目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则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基于此，在权力交易的一级市场中，人民通过宪法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所支付的对价理应是合理配置权力，并且规范权力的有效运行，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明确国家权力的范围，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才能明确肯定地赋予公民权利应有的法律尊严。任何民主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依法成立的各类国家机关。由此推断，国家机关的权力仅限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范围，法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应由人民保留，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更不得侵犯。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极少制约，而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过多干预和任意限制，乃至于侵犯，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面对现行宪法在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基本瘫痪状态下，我们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权力乃是公民权利的派生和延伸，作为原始权的公民权利独立于作为派生权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不得也不应当超越于公民权利之上，公民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出了界线。国家权力从宪政理论上将其设计为保障和促进社会成员即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并作为公民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公力支柱。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互冲突和消长的关系，国家如果“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以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它将一无所用。”（4）说明国家不惜牺牲作为国家权力存在依据的公民权利时，国家权力的骤然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若果宪法按照宪政理论的设计，将公民权利规制得详实而具体，国家权力的行使自然就受到相对的限定和制约。
人的社会，是由于人需要有一个能够维护群体利益和人的权利被侵犯时得到公正救济这样一个团体，才自发组成国家，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其权力不是神授，也不是天然的，正如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充分公民效率的一切。”（5）亦是言，权利派生权力，权力服务权利。
我国传统的国家权力即行政权的至上本位，直接影响了现代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八二”宪法尽管对公民权利作了必要的列举，但是，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却无法得到及时而妥善的救济。我们强调国家公利益而轻视公民私利益，或者说着重在建设和加强国家权力，而散置和削弱公民权利。立法权和司法权往往受到传统核心权力??行政权的左右和干扰。整个社会系统要正常运转，离不开面面俱到的行政权，但行政权的无限膨胀，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恰恰有所损益。因为：“没有一种暴力能强迫生长，任何一种依靠感情的一致，依靠对意义的理解，依靠共同愿望的有社会价值的事情，都必须体现自由。”（6）要体现自由，必须张扬宪政威仪，宪政的精神便是：权利至上。
“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原则，也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7）自由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出发点，从自由派生出的公民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具体归宿，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体现国家主人即人民的自由而已。
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任意侵害，必须用宪法形式来限定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力和消极不作为的义务，无论是对权力的限定，还是对义务的设置，均体现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善良保护。我们在申明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公民权利的至上性同时，也应明确：公民权利的保护需要借助国家权力的干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正是权利派生权力的初始目的。
这种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实际上也丰富了公民权利的内涵：公民权也由经典的自由权转变为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项权利也涵盖了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罗列。要使公民得到最根本最广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不能放任公民权利的无限滥用，否则谈不上维护和保障其权利，相反则有损于公民权利的实现。“自由的领域就是生长发展的领域，自由和控制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立，因为每一种自由都依靠一种相应的控制。”（8）
我们在探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同时，应当批判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那就是我国的基层政府在行政执法中，滥用行政权，并使用墨镜、手铐、警笛的暴力行为，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而我们的宪法却视若无睹，这背后是一种封建特权和权力至上在作祟，在我们传统的公私意识里，公权对私权享有无可辩驳的支配权，这也导致了我国现行宪法在制定时就潜藏着一种封建专制权力的阴影。所以，我们的人民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而定其经国大略的宪法却严重滞后。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缺陷

近现代宪法的发展历程告诸我们，人们之所以承认国家，承认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以及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政，其良好愿望在于将自身无可达到的希望寄托于宪政的执行者??国家。借助国家公权力来保护每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这才是立宪施宪的初始目的。但是，我们一贯传统的思维却将这种人类共通的宪法精神加以严格规避，谁倡导自由，谁便是自由化思潮的代言人。殊知，我们要求并张扬的自由是宪法根据自由精神赋予的，是法定的。自由的展开，便是建立在法定自由基础之上的各项公民权利，但我国宪法，从一定程度上看只是旨在温暖人心的价值符号。
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传统核心权力即行政权面前，疲软无力。行政权的传统力量使得历受政治统治的公民无法具备施行宪政的精神。并且权力的行使亦无现代的宪政理念，他们不希望公民动辄要求权利，而更希望公民的义务履行。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公民的宪政精神得以限制，权力愈加绝对，公民权利处于弱势。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就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是无须思想、怀疑或者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9）孟得斯鸠的言说，针对中国现行宪法下的国家生活状态，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们的国家主体很少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也不能做。”（10）并且，我们的公民同样不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人们的自由要有效，就必须承认某些相互的限制。”（11）这种精神的具体外化，就是利用立宪和施宪来切实有效地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国家和公民都必须具备现代法治要求的独立和克制的精神，相互尊重。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和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条件下，仍然重国家价值，轻社会价值的同时还重义务、重秩序而轻权利、轻自由。在对待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公民政治权利上，徘徊不前，犹疑不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在变了的环境下维持旧秩序等于引起一场革命。”（12）
当下，公民宪政要求的满足，全凭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赠与，推动国家向现代、文明、民主的方向发展也取决于当下执政者。其实，我们对给予公民权利太多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的担心毫无必要，因为“人民一旦接受了好的准则，将比所有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13）
我们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14）就须“打破治人者与治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15）当然要求“主权者”即公民积极主张自己应有的不可剥夺和转让的权利。
宪法是国家大法，是根本法、母法，具有最高效力。但是在保护权公民基本权利上却断无效力可言，司法判断无所凭据，即是言，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制无直接效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宪法从来就有直接效力。在二战后制定的宪法中，宪法条文可以直接援用作司法裁判的依据。当然，公民权利规范自在其中。
宪法之所以宣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其乃为宪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宪法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同时还是政府正当性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宪法之所以确定公民权利以直接效力，是因为公民权利乃私权，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在施行上不依靠公力是软弱无力的。为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害，其直接效力在司宪和司法实践中足以对抗国家权利，即公民应当享有宪法赋予的抵抗权。若果公民权利无直接效力，即公民不能依据宪法规范在受侵害后提起诉讼，则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权力因缺乏外在强制，拒绝或迟延履行义务，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实际上得不到有效救济，而只是国家的“恩慧”。这和宪政精神大为悖逆。
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制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的救济措施。尽管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建全，从而使宪法原则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侵犯公民权利易于反掌，尤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更为甚，由于宪法条文的过于原则化，极易被权力代理人架空，成为各种违宪行为合法化的避护伞。而宪法却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常备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实质则是公民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乌托邦条款” 而已。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6）权力的被滥用，是因为权力的过于绝对，自行定位成“治人者”的国家工作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监督，违宪后又得不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救济，宪政所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