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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
　（第６９号）


　　《安徽省企业劳动争议处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１日省人民政府第７３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回良玉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安徽省企业劳动争议处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各类企业与其职工之间发生的符合《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


　　第三条　处理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和着重调解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企业与职工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
　　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参加调解或仲裁活动；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由其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人参加调解或仲裁活动。


　　第五条　劳动争议当事人职工一方人数在三人以上，并有共同理由，应当推举代表参加调解或仲裁活动。代表人数由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定。


　　第六条　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双方应当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或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依照《条例》第七条至第九条的规定设立。
　　设有分厂（分公司、分店）的企业，可以在总厂（总公司、总店）和分厂（分公司、分店）分别设立调解委员会。
　　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可以由所在地地方工会或者行业工会负责召集职工大会，推举产生调解委员会职工一方的代表。


　　第八条　企业应当支持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并在物质上给予帮助。


　　第九条　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按照《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和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有条件的乡镇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小组，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争议。


　　第十条　省、地、市、县及市辖区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劳动争议仲裁权。上级仲裁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下级仲裁委员会工作。各级仲裁委员会向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各级仲裁委员会由同级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经贸委（计经委）的代表五人以上、九人以下单数组成。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担任。
　　仲裁委员会的设立及委员的确认为更换，必须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为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仲裁办事机构），负责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仲裁办事机构应配备适应仲裁工作需要的专职仲裁员。


　　第十三条　市、县仲裁委员会管辖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除上级及市辖区仲裁委员会管辖范围以外的劳动争议；市辖区仲裁委员会管辖本行政区域内区属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地区仲裁委员会管辖所在地直属企业、中央、部队驻皖企业、省属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省仲裁委员会管辖在全省具有重大影响和跨省、地、省辖市的劳动争议，以及它认为应当受理的其他劳动争议。


　　第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发现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受移送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受移送的仲裁委员会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报请上一级仲裁委员会指定管辖，不得自行移送。


　　第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之间因管辖权发生异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最先收到申诉书的仲裁委员会报请共同的上一级仲裁委员会指定管辖。


　　第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除外，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七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实行仲裁员、仲裁庭制度。
　　省仲裁委员会负责对本省调解员、仲裁员的培训、考核、资格认定和发证工作，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取得仲裁员资格者，方可担任专职或兼职仲裁员。


　　第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实行一案一庭制。仲裁庭由仲裁员三人或五人组成，其中首席仲裁员一名。首席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委托仲裁办事机构负责人指定。仲裁委员会主任或者委员参加仲裁活动，由其担任首席仲裁员。仲裁庭设书记员一名。
　　对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的劳动争议，由仲裁办事机构负责人指定一名专职仲裁员独任处理。


　　第十九条　对重大、疑难的劳动争议案件，调解不成或者经仲裁庭合议难以作出裁决时，可以提请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第二十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提供证据。仲裁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行收集证据。


　　第二十一条　仲裁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根据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字，仲裁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并送达当事人。需由第三人承担义务的，应经第三人同意并在调解书上签字。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或者承担义务的第三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裁决。


　　第二十二条　仲裁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允许公民旁听，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仲裁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对涉及经济赔偿和补偿的争议标的，可以作出变更裁决；对其他标的，应当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裁决；需要时，可以另向当事人提出书面仲裁建议。


　　第二十四条　仲裁员、书记员、鉴定人和勘验人等有《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仲裁委员会主任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委员会委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仲裁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第二十五条　仲裁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报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后，可以中止案件审理：
　　（一）向上级单位请示等待答复的；
　　（二）委托异地仲裁委员会调查取证的；
　　（三）有关证据材料需要鉴定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的事由，不能参加仲裁活动的；
　　（五）移送管辖的；
　　（六）其他应当中止案件审理的。
　　中止审理的原因消除，应当恢复审理。


　　第二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主任发现本委员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确有错误，认为需要重新审理的，应提交本仲裁委员会决定。上级仲裁委员会发现下级仲裁委员会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确有错误的，有权指定原仲裁委员会重新处理。重新处理期间，裁定中止原裁决的执行。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或裁决书，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交纳仲裁费。仲裁费的收取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经仲裁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费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仲裁委员会决定；经仲裁裁决结案的，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双方部分败诉的，由仲裁委员会按照责任大小决定双方具体负担的金额。撤诉的案件，仲裁费由申诉方负担。


　　第二十九条　仲裁庭审理案件的程序及有关事项，必须依照《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本省境内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本单位工人之间，个体户与帮工、学徒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参照《条例》和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一条　仲裁员及仲裁参加人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依照《条例》第四章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劳动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发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一规定实际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极其严重”的罪行都应当适用死刑；其二，即使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如果不具备“应当判处死刑”的条件，绝不可以对之适用死刑；其三，犯罪分子即使符合“应当判处死刑”的条件，如果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上述三层次的要求相互配合形成了我国死刑的适用标准，从近年来一些案件的处理看，仍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上述规定再探讨，进一步统一认识。

　　一、关于“罪行极其严重”

　　“罪行极其严重”是死刑适用的实质条件。尽管立法规定在字面意义上似只强调行为的客观危害，但在理解上必须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既指犯罪行为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同时也指行为人具有极其严重的主观恶性。客观危害特别严重和主观恶性特别恶劣是互相独立、互相统一的判断罪行是否极其严重的两个方面，两者不能割裂，不能单独作为判断标准。客观危害虽然特别严重，但只要其主观恶性不大，或者说即使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特别恶劣，但只要其客观危害不算特别严重，就不应判处死刑，尤其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从实践看，人们所说某一犯罪行为不太严重、比较严重、严重、非常严重、极其严重，都是在对不同的情形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所以，“罪行极其严重”的判定，需要经过比较加以确定。笔者认为，在评判“罪行极其严重”而进行比较时，应注意做以下几方面工作：

　　1.历史比较，即将所要评判的犯罪和以往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进行比较，确保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的严重程度不低于以往判处死刑的犯罪的严重程度。进行历史比较的目的，主要是避免随意降低死刑适用标准，导致死刑适用出现大起大落，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严格死刑适用。

　　2.地区比较，即将所审理的案件与其他地区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量刑平衡，确保适用死刑的案件，在全国范围内考察，罪行都是极其严重的，以此消除各地区间适用标准的差异，促进不同地区间死刑适用的均衡和统一。

　　3.同种罪的个案比较，即将同时决定适用死刑的同一性质的不同个案进行比较。死刑核准工作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进行，且各地法院也大都有将死刑案件集中执行的做法，故可以将同时决定适用死刑的同种犯罪的不同个案进行比较，以确保适用死刑的案件，都是在考虑适用死刑的案件中，罪行最为严重的。

　　4.异种罪的个案比较，即将侵犯相同或类似客体的犯罪行为进行比较，如绑架行为和抢劫行为之间比较，同属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爆炸等犯罪行为的比较等，力求不同性质的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能够相对地保持一致。

　　5.同案的被告人比较，即在共同犯罪中，如果考虑对数个被告人适用死刑，应当将该数个被告人的罪行进行比较，一般只对其中罪行最为严重的被告人适用死刑。

　　概言之，认定“罪行极其严重”，在综合考察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基础上，从“极其严重”角度，应当是在对全国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同种性质的不同个案、共同犯罪中的不同被告人的罪行进行比较后，认为是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

　　二、关于“应当判处死刑”

　　从立法看，刑法已将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极其严重情节规定的较为具体，并非触犯了死刑条款的行为都必须判处死刑。所谓应当判处死刑，是指行为在构成“极其严重”的罪行的前提下，因符合法定的情形而应当对行为人判处死刑。“罪行极其严重”与“应当判处死刑”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明“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是对这种犯罪分子不一定都要判处死刑；后者表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虽然极其严重，但是对其判处死刑还必须具有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

　　从刑法分则条文看，某一犯罪行为在构成“极其严重”的罪行的前提下，符合以下三种情形才能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一是行为人所犯罪行已经构成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并且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形；二是行为人所犯罪行已构成法定刑中挂有死刑之罪，同时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或者多个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形；三是行为人所犯罪行已构成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和第四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判处死刑”之罪，不但“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而且还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形。由此可见，一定量刑情节的有无对于认定是否“应当判处死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按照笔者的理解，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应当具有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并排除减轻处罚情节；如果具有从轻处罚情节，则该情节应显著轻微，不足以对抗从重处罚情节，不足以对行为人从轻处罚，从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所以，在是否为“应当判处死刑”的认定上，应全面考察案件所具有的各种情节，并针对不同情况，综合分析，审慎判断。

　　1.犯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只有在案件没有任何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条件下，才能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如果案件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就不应对之适用死刑。

　　2.除了个别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外，如果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就应当具备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如果不具备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一般不能适用死刑。

　　3.如果犯罪分子具备了相应的从宽处罚情节，特别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原则上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只有在从轻处罚情节显著轻微，不足以对行为人从轻处罚时，才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如果具备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则一律不得适用死刑。

　　三、关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从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看，所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是指犯罪分子在罪行极其严重并且应当判处死刑的前提下，还具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形。也就是说，适用“死缓”的犯罪分子首先必须罪行极其严重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只不过是因为具有某些从轻处罚情节而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刑法对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有明文规定，但是对于哪些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况没有明确描述。学界在探讨此问题时也基本持经验立场，即从审判实践经验的角度对有关情况加以综合和归纳，理论上的研讨明显不足。

　　在笔者看来，所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况，其实质上就是案件所现实具有的从轻处罚情节。并且，在同一案件中，这种从轻处罚情节，是指与“应当判处死刑”的从重处罚情节同时并存的从轻处罚情节，只不过它的重要性相对地（而不是显著地）弱于或数量少于前者而已。详言之，对于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来说，犯罪分子具有的从轻处罚情节，依法虽然不能对抗死刑的适用，但它却是适用“死缓”的理由和依据；而对于法定刑为相对确定死刑（即法定刑中挂有死刑）之罪来说，如果案件不具有从重处罚情节，或者只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都不能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当然也就谈不上适用“死缓”的问题。除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外，适用“死缓”的案件，只能是罪行极其严重并且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对于单纯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依照法律根本就不能适用死刑；如果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也就意味着案件必然存在着从重处罚情节。

　　因此，认定“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的依据，就是与从重处罚情节并存的从轻处罚情节。也就是说，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只有在从重处罚情节的分量或数量，相对重于或者多于从宽处罚情节的场合，才会发生“应当判处死刑”而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问题。所以，同从重处罚情节并存的从轻处罚情节，是宣告“死缓”的唯一根据。正因为存在从宽处罚情节和从重处罚情节并存的情况，法官在裁量刑罚时应在对量刑情节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定量分析，即在对量刑情节的性质及其法律意义进行综合衡量的基础上，理性评价每个量刑情节对处罚轻重的影响力，做到心中有“数”，从而依法、科学、公正地量刑。


（作者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